國會六週沒收到一份戰情簡報——美國的憲政裂縫

川普政府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六週，國會至今未獲任何公開說明。戰爭權限法遭繞過，參議院四度否決制衡決議。這場憲政危機對全球意味著什麼？

六週。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已六週，國會從未收到政府的任何公開說明。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亞當·史密斯向《紐約時報》直言：「這場衝突已經打了六個星期，我們還沒有從政府任何人那裡得到一次公開簡報。」

這不只是行政程序的疏漏。這是一場關於誰有權發動戰爭的憲政爭議——而這個問題，在過去七十年裡，美國從未真正解決過。

總統繞過了什麼

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賦予國會宣戰權。然而現實中，這項權力早已名存實亡。

川普總統於2026年3月2日向國會發送了關於伊朗軍事行動的通知。但這份文件隻字未提1973年通過的《戰爭權限法》（War Powers Resolution）。歷任總統即便不承認該法的合憲性，也會使用「與戰爭權限法一致」這樣的套語，維持對國會的最低限度尊重。川普政府連這個慣例也拋棄了。

更關鍵的是，川普選擇以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的形式表達動用軍事力量的意圖，藉此規避戰爭權限法所設計的國會監督機制。結果是：軍事目標如何設定、使用何種手段、作戰持續多久——全部由總統一人決定。近期增派的航母打擊群與數千名士兵，正是這種單邊決策的最新體現。

歷史的迴響

這套劇本並非川普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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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韓戰爆發後，杜魯門總統繞過國會，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由出兵。他將美軍介入稱為「聯合國警察行動」，但這不過是政治包裝。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痛斥此舉是「對戰爭權力的篡奪」，但國會沒有阻止戰爭。「無需宣戰的戰爭」從此成為先例。

1964年的東京灣事件更具警示意義。一場實際上並未發生的北越攻擊，被詹森總統用來推動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為美軍大規模介入越南打開了大門。著名的越戰戰略分析家哈利·薩默斯上校指出，這份決議證明當時所有相關方——行政、國會、軍方——都未能預見自己正在踏入何等深淵。

1973年的《戰爭權限法》正是對這段歷史的反省。然而法律的存在，並未改變總統單邊行動、國會沉默配合的慣性。

國會為何沉默

此次也不例外。

民主黨多次提出戰爭權限決議，全部在參議院遭到否決——4月16日是第四次。眾議院在3月5日以些微差距否決了一項限制更廣泛軍事行動的決議。原定4月21日舉行的聽證會——邀請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庫珀上將和非洲司令部司令達格文·安德森少將出席——在共和黨議員主導下延後一個月。

為什麼議會選擇退讓？越戰後一位西點軍校教官的話或許道出了結構性原因：「當人們問我為什麼去越南，我說：我以為是你們叫我去的。」拒絕承擔責任，是議會沉默的深層邏輯。投贊成票，就要共同承擔戰爭後果；投反對票，就要承受「軟弱」的政治代價；保持沉默，責任就全歸總統。這道算術，七十年來從未改變。

對華人世界的意義

伊朗局勢對亞洲的影響，遠比表面看起來更為複雜。

波斯灣是全球能源運輸的咽喉要道。中國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之一，任何局勢升溫都將直接衝擊中國的能源供應鏈與進口成本。台灣、香港、新加坡等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經濟體，同樣面臨油價波動的壓力。

更深層的地緣政治問題在於：如果美國總統可以繞過國會、不經正式授權發動戰爭，這對國際秩序意味著什麼？對北京而言，這既是觀察美國體制韌性的窗口，也是評估美國在其他地區——包括台海——行動意願的參考座標。一個行政權力高度集中、立法監督形同虛設的美國，究竟是更危險，還是更可預測？這個問題，在北京的戰略圈裡正被認真討論。

對台灣而言，問題則更為直接：美國的安全承諾，是建立在憲政程序之上，還是建立在總統的個人意志之上？兩者的穩定性，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