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難以預測」到「無法信任」——川普外交的質變

一個讓對手猜不透的領導人，和一個讓盟友不敢信任的領導人，差別究竟在哪裡？

「可靠性」——全球外交官的共同焦慮

2026年7月，蘇格蘭。在川普總統名下的特恩貝里高爾夫球場，美國與歐盟簽署了一份貿易協議——對大多數歐洲出口商品徵收15%關稅，是雙方為避免更大衝突所達成的妥協。

然而協議墨跡未乾，裂痕已然浮現。當川普再度放話要取得格陵蘭，歐洲議會議員們開始質疑：一份如此依賴單一人物心情的協議，究竟有多少效力？美方內部，官員已在討論若歐洲不讓步，關稅可能升至50%。本月，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茲批評美國在伊朗談判桌上「顏面盡失」，川普隨即反指歐盟違反協議，並威脅對歐洲汽車加徵25%關稅。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回應簡短而堅定：「協議就是協議，我們有協議。這份協議的本質是繁榮、共同規則，以及可靠性。」

「可靠性（Reliability）」——這個詞，如今在全球外交圈中反覆迴響。過去，川普的「難以預測」曾被視為一種另類但有效的外交工具，讓對手無法摸清底牌。但現在，許多外交官感受到的是一種質的轉變。「難以預測是一回事，無法信任是另一回事，」一位阿拉伯官員說，「如果伊朗只是擔心川普難以預測，也許我們現在已經有協議了。」

「瘋人理論」的歷史邏輯與當代困境

要理解川普的外交風格，就必須回溯「瘋人理論（Madman Theory）」的起源。1968年，尼克森對幕僚哈爾德曼說：「我稱之為瘋人理論，鮑勃。我要讓北越人相信，我已經到了可能做任何事的地步。」翌年，尼克森秘密啟動「巨型長矛行動」，派遣轟炸機在蘇聯領空附近的北極巡邏，試圖讓莫斯科相信美國總統「危險地不穩定」。

這套邏輯的核心在於：讓對手產生恐懼，從而推動談判。問題是，恐懼必須建立在「對方相信你可能真的出手」的前提上。

卡內基梅隆大學助理教授約書亞·施瓦茨指出，川普第一任期的有效性，來自外界對「他究竟是真瘋還是裝瘋」的真實不確定性。但如今，各國政府已歸納出一套固定模式：升級言辭→強硬表態→在經濟或政治壓力下退讓。「川普的操作手法已變得相對可預測，」施瓦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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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案例最能說明問題。「炮火與憤怒」的言辭製造了危機感，推動了2018年新加坡峰會的歷史性握手。但翌年河內峰會無疾而終，川普重返白宮後，與金正恩的直接對話至今仍未恢復。

北京的盤算：這次不一樣

對北京而言，川普第一任期的「難以預測」是一種干擾，但可以管理。這一次，問題的性質已經改變。

中國官員和政策顧問的核心疑慮是：川普、其內閣或談判代表所做出的承諾，能否撐過下一條社群媒體貼文、下一次關稅威脅或突然的政策逆轉？在半導體管制、關稅暫停和貿易緩和的範圍上，美方已多次發出相互矛盾的信號。

正因如此，即將舉行的美中峰會，雙方的預期都刻意壓低。美方官員表示，目標不是宣布新協議，而是鞏固現有成果、維持穩定。談判重點集中在延長關稅暫停、擴大中國採購美國農產品，以及防止稀土和先進技術出口管制再度進入報復循環。北京方面據報對建立「貿易委員會」框架感興趣，以保護非敏感商品的正常往來。

台灣問題同樣是北京的重要議題。與前任總統不同，川普刻意迴避對台灣主權的公開表態，以維持與習近平的工作關係。但美方官員強調，對台軍事支持的實質政策並未改變。這種「公開模糊、私下不變」的雙軌策略，本身就是一種刻意為之的戰略曖昧——但問題是，這種曖昧究竟是在管理緊張局勢，還是在製造新的誤判空間？

當「不可信」成為戰略風險

曾主導2015年伊朗核協議（JCPOA）談判的羅伯特·馬利，對「難以預測」與「不可信任」做出了清晰的區分：「難以預測可以成為談判資產，因為它讓對方產生恐懼與緊迫感。但當它滑向不可信任，資產就迅速變成負債。對方不再是感到恐懼，而是失去信心，因為無法相信任何協議能夠持續，談判動機也隨之消失。」他警告，最可能的結果是「混亂」。

伊朗方面的邏輯也呼應了這一點。德黑蘭官員指出，伊朗兩度在談判桌上與美國接觸——去年六月和今年初——結果都遭遇美以聯合轟炸。伊朗外長阿拉格奇本週在社群媒體上寫道：「每當外交解決方案擺上桌，美國就選擇魯莽的軍事冒險。」

一位歐洲高級官員的話，或許最能概括當前的結構性轉變：「他已經難以預測太久了，我們現在被迫思考一個不那麼依賴美國夥伴關係的未來。我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

這不只是歐洲的選擇。從東南亞到中東，從拉丁美洲到東亞，各國正在悄悄加速「去美國化」的備案規劃——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出於風險管理的現實需要。對華人世界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更加多極、更加碎片化的全球秩序正在成形，而在這個秩序中，任何單一大國的承諾都需要被更審慎地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