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外交的「去制度化」實驗：盟友還是對手？

國務院大樓的灰色走廊裡，瀰漫著一種令人不安的寂靜。這個曾經是世界最具影響力外交機構的神經中樞，如今更像是外交的地下墓穴。

川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傳統的跨部會協調、政策規劃幕僚和區域局處理程序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總統身邊小圈子顧問的直接決策。外交官們只能接受事後簡報，而且這種簡報也是零星的。

商人變身外交官的實驗

川普將重要外交任務交給了兩個人：女婿賈瑞德·庫什納和房地產業出身的史蒂夫·維特科夫。這對商人搭檔在各國首都間穿梭，試圖結束烏克蘭戰爭、維持加薩停火協議，並與伊朗達成核協議。

在日內瓦，他們創造了一個外交奇觀：同一天舉行不同的談判會議。上午在阿曼領事館與伊朗官員討論新核協議，下午趕到洲際酒店與各方代表商討結束4年烏克蘭戰爭的方案。週四，兩人還將返回日內瓦，與伊朗進行最後一輪談判。

中東多位官員透露，外交官很少參與維特科夫和庫什納的地區事務討論，只能事後得知情況。這兩位商人出身的外交掮客偏好快速勝利，往往缺乏傳統談判代表具備的細緻入微和歷史語言掌握能力。

國務卿的「多重身份」

馬可·魯比奧國務卿創造了自亨利·季辛吉以來的先例：同時擔任國務卿和代理國家安全顧問。他的職責範圍似乎由當下危機決定，繁重的工作量甚至成為網路迷因。

例如，在尼古拉斯·馬杜羅總統被捕後，魯比奧直接負責與委內瑞拉政權的談判工作。（多位美國官員表示，他們事先並未獲得相關行動簡報。）據多人透露，魯比奧很少待在國務院，而是將更多時間花在白宮，以確保自己對總統不可或缺。

外國使節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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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的外國外交官感受到了相應的寒意。習慣與助理國務卿和白宮國安官員定期接觸的大使們發現，他們難以找到知情的對口人員，聯繫往往石沉大海。

一位大使告訴記者，他去年致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聯絡人，卻收到「號碼已停用」的訊息。在許多情況下，各國使館只能在特使和非正式中介組成的不透明網絡中摸索前行。

亞洲盟友的適應策略

對亞洲國家而言，這種變化帶來了特殊挑戰。印度聘請了由前川普顧問傑森·米勒領導的SHW Partners，處理與政府的戰略接觸。巴基斯坦轉向由前川普組織成員基思·席勒和喬治·索里爾組成的公司。連堅定盟友日本也聘請了人脈廣泛的共和黨遊說公司巴拉德合夥人，就雙邊關係、貿易和投資提供建議。

去年川普在APEC年會期間訪問韓國時，跳過了許多總統都會優先參加的領導人會議，但與多位政府首腦舉行了雙邊會談。在與中國習近平主席、韓國李在明總統和紐西蘭克里斯多福·拉克森總理的會談中，「房間裡沒有一個職業外交官」，一位亞洲地區的美國官員透露。

重建委員會的象徵意義

最近華盛頓舉行了一場重要的外交聚會：川普新設立的和平委員會首次會議，負責監督加薩重建（以及其他可能的衝突後情況）。多位國家元首應邀出席，但名單中沒有歐洲主要民主盟友，它們拒絕參與。（加拿大的邀請在其總理上月在達沃斯發表批評川普外交政策的演講後被撤回。）

委員會依靠國務院支持，但川普擔任主席，執行委員會包括一位華爾街金融家、世界銀行行長、一位副國家安全顧問——以及三個熟悉的名字：魯比奧、維特科夫和庫什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