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政策的真正敵人：化石燃料巨頭的政治權力

當澳洲礦業大亨克萊夫·帕默爾因政府拒絕其採礦許可而索賠約4000億美元時，他無意中揭露了國際氣候政策的根本缺陷。這不僅僅是一起商業糾紛，而是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面臨的existential crisis的縮影。

帕默爾案：權力遊戲的完美範例

帕默爾的故事堪稱教科書式的資本操作。當澳洲政府基於碳排放考量拒絕其鐵礦和煤礦開採許可後，他展開了一場持續多年的法律戰。首先在國內法院敗訴，隨後利用法律漏洞——將資產轉移至新加坡子公司——以外國投資者身分透過國際仲裁系統尋求賠償。

雖然2024年9月帕默爾最終敗訴，但試想若澳洲政府敗訴會如何？政府將被迫向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支付巨額賠償，只因為拒絕讓他在這個已經飽受乾旱和火災威脅的國家加速氣候危機。

這個案例完美詮釋了為何三十年來的國際氣候規則未能以氣候危機所需的速度推進去碳化。我們過度專注於錯誤的問題：排放減緩，而非綠色與化石燃料資產擁有者間的權力不對等。

重新定義氣候挑戰：存在性政治

傳統氣候政策將問題框架為技術性的排放管理——碳定價、碳抵消、淨零目標。但這些高度技術化的方法不僅公眾難以理解，更容易被操控或完全被監管俘獲。

真正的障礙在於：化石燃料資產擁有者如何操縱以排放為焦點的政策來維持現狀，阻礙綠色資產的成長。

數據令人震驚：1854年至2010年間，全球約三分之二的排放可追溯至僅僅90家企業。數十年來，這些企業一直在阻撓氣候進展以保護其底線，避免資產完全貶值。

相比之下，綠色資產擁有者在許多國家都難以擴大規模。如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在《價格錯了：為何資本主義救不了地球》中指出，風能和太陽能雖是免費投入，但可再生能源的前期成本高昂，利潤微薄。

資產導向的氣候政策

重新聚焦於資產而非排放，意味著使用國際稅收、貿易和金融機構，而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作為多邊氣候政策的引擎。這需要兩個目標：限制化石燃料資產擁有者的權力，並擴大綠色資產擁有者的數量和影響力。

稅收政策：收回失去的數千億

企業離岸避稅每年造成全球收入損失5000億至8500億美元。化石燃料公司特別熱衷於此——殼牌在2018-2019年將其總收入的7%記錄在百慕達和巴哈馬，避稅約7億美元。

好消息是，已有145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同意對年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企業實施15%的最低企業稅。目前超過60個國家已通過相關法律，預計每年可收回1500億至2000億美元收入。

廢除投資者保護：終結「訴訟恐怖主義」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ISDS）讓外國投資者能因國內法規阻礙其投資而起訴國家。自2013年以來，約20%的ISDS案件涉及化石燃料產業，平均賠償額達6億美元——是其他行業的五倍。

2016年，巴基斯坦被命令向澳洲礦業公司賠償40億美元，時間就在國際貨幣基金提供類似規模貸款救助巴基斯坦經濟的兩個月後。這些賠償實質上是對化石燃料資產擁有者的補貼。

解決方案相對簡單：各國可單方面退出ISDS。加拿大在美加墨自貿協定談判中做到了這點，歐盟和八個國家已退出《能源憲章條約》。

綠色世界秩序中的合作機會

當前的地緣政治動盪實際上為變革提供了機會。川普政府雖然破壞多邊體系，但不確定性也創造了改變的空間。地緣政治、氣候變遷和綠色產業政策正在碰撞，創造出超越排放減緩的新「綠色世界秩序」。

中等強國面臨選擇：是與面向未來的去碳化國家（如中國）結盟貿易，還是與美俄等國榨取石油經濟的最後價值？

成功的例子已經出現。中德美企業在太陽能光伏組件生產中發揮各自專業能力：美國新創公司提供提升效率的矽墨水技術，德國製造商利用電路板經驗成為領先的太陽能設備製造商，中國企業則負責大規模生產。

華人世界的思考

對台灣、香港和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場綠色與化石燃料資產的權力鬥爭具有特殊意義。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優勢如何轉化為綠色科技競爭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如何在綠色金融領域找到新定位？

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和關鍵礦物的主導地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華人企業如何在不完全依賴單一供應鏈的情況下，參與這場全球綠色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