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還能教人「如何成為人」嗎？

當一所大學的畢業生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活，這所大學到底教了什麼？

一本被丟棄的書，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羅斯福·蒙塔斯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山村長大，12歲生日前兩天，被母親接到紐約。高中時，他在公寓走廊的廢棄書堆裡撿到一本蘇格拉底對話錄，從此人生轉向。

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後，他讀到奧古斯丁，「他給了我一套語言，讓我得以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那個充滿疑惑與混亂的成長過程。」他後來主持了哥倫比亞的核心課程中心，如今在巴德學院創辦公民思想中心。「我給學生的，是過自由生活的工具，」他說。

這不是個人傳奇。在美國各地的大學校園——無論常春藤還是社區大學——都有這樣懷抱教育熱情的老師存在。問題是，整個體制是否還給他們空間。

人文教育是怎麼一步步退場的

數字說明了一切。UCLA的長期調查顯示，1960年代，超過80%的大學新生認為上大學的目的是「建立有意義的人生哲學」。如今，同樣超過80%的新生說，目的是「財務上的成功」。

這個反轉背後有三股力量。

專業化讓學者只專注於窄小的研究領域，「教學是用來付帳單的，」哲學家梅根·蘇利文回憶她在研究所受到的訓練時如此說。前職業主義讓大學變成職涯服務業，學生學會的是如何在競爭中勝出，而不是如何思考人生。政治化則讓部分學系以「對抗壓迫結構」取代了對個體靈魂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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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哈佛大學的調查顯示，58%的大學生表示，在受訪前一個月內，從未感受到生命的目的或意義。密西根大學與西北大學的研究則發現，88%的學生承認，他們在論文中偽裝成比實際更進步的立場，只為了拿到好成績。

但改變正在發生

歷史有一個規律：大學在面對野蠻之後會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哥倫比亞大學推出了「從創傷中誕生」的核心課程。二戰後，漢娜·鄂蘭、C·S·路易斯等人紛紛撰文論述教育改革。

今天，川普時代的政治粗暴化，再次喚醒了人們對品格教育的渴望。普渡大學的「基石計畫」讓學生閱讀「轉化性文本」，參與人數從最初的100人增長到5,500人以上。聖母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上帝與美好生活」，讓學生寫下自己的「申辯書」——一份關於個人信念與人生故事的聲明。耶魯大學新設的公民思想中心，透過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對話》，讓學生思考：國際關係究竟是純粹的強權邏輯，還是規則秩序的建構？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公民領導學院開設「卓越品格：論德性」、「真理與說服」等課程。一名大一新生說：「這週就有兩位教授說我是新柏拉圖主義者。」他不確定那是什麼意思，但聽起來，他正在接受真正的教育。

華人世界的鏡子

這場美國大學的自我反省，對華人社會有特殊的參照意義。

台灣的大學長期面臨「文憑通膨」與「就業導向」的雙重壓力，通識教育雖有制度設計，卻常被學生視為「必修的負擔」。香港的高等教育在政治環境劇變後，人文學科的獨立空間受到前所未有的擠壓。新加坡的菁英教育體系以績效著稱，但也在近年開始反思是否過度強調可量化的成就。

中國大陸的情況更為複雜。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其人格形成的框架，但那與文章所描述的「讓學生對意識形態產生過敏反應」的人文教育，在根本取向上截然不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頂尖高校近年引入「博雅教育」概念，但在「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上，官方目標與人文傳統的張力始終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傳統本身就蘊含深厚的人格教育資源——「為己之學」、「修身」的概念，與文中所描述的人文教育理想，有著跨文化的共鳴。問題在於，這份遺產是否真正活在今天的課堂裡，還是只停留在考試題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