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軸心時代」正在降臨？

AI正在讓我們更聰明，還是正在悄悄吞噬我們思考的能力？

這個問題，一位從農場長大的思想家用泥土的比喻來解答。奧托·夏默（Otto Scharmer）是麻省理工學院高級講師，以「U型理論」聞名於社會變革領域。他的起點是68年前父母在家族農場啟動的再生農業實踐。父親教給他的原則只有一句話：「地面上生長之物的品質，取決於地面之下土壤的品質。」

如今，夏默將這個原則放大到文明的尺度來追問。

「社會土壤」正在耗竭

夏默對當代社會的診斷，凝縮為三個症狀：失範（Anomie）——道德規範的侵蝕與倫理行為的崩潰；原子化（Atomie）——社會紐帶瓦解為孤獨與極化的同溫層；萎縮（Atrophy）——創造、對話、協作等人類核心能力的漸進喪失。

而在這三者之下，潛藏著更深的根源：「認識論的單一栽培」。正如工業農業用化學肥料和單一作物取代了土壤的生命多樣性——短期高產，長期毀滅——當前的AI時代正在催生一種單一的計算式認知方式，將世界視為一組可操作的對象。

數字揭示了問題的嚴峻程度。2026年單年流入AI的資金預計超過2.5兆美元，但人類側的能力培育——感知、關係建構、意義生成——幾乎分毫未得。新發布網頁中超過74%已包含AI生成文字。更關鍵的是，AI若以AI生成內容訓練自身，品質將急速退化——這被稱為「模型崩潰」。機器正在吞噬自己賴以存活的生命源泉。

人類一側同樣如此。MIT媒體實驗室的最新研究顯示，被動地將認知工作外包給AI，會削弱神經連結、降低記憶留存、劣化輸出品質。這種「認知債務」與模型崩潰，是同一動力的兩面。

2500年前的問題，今天再度響起

夏默召喚的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所命名的「軸心時代（Axial Age）」概念。

約2500年前，歐亞大陸各地幾乎同步發生了人類精神史上的一次重大轉型。青銅器文明崩潰、帝國瓦解、遷徙與戰爭重塑社會結構，舊有的神話秩序失去了承載人類經驗的能力。在這片混亂中，新的問題破土而出：人是什麼？我們應如何生活？我們在更大的秩序中處於何處？

在中國，孔子、老子、莊子探索倫理、和諧與道；在印度，佛陀與大雄深究意識與解脫；在波斯，查拉圖斯特拉描繪善惡的宇宙鬥爭；在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開始系統性地追問知識與現實的本質。這些思想運動共同的核心，是對人類內在維度的發現——人第一次從神話的即時性中退後一步，轉向內在，發展出道德反思與普遍倫理原則的能力。

然而，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這條弧線的長期展開，最終催生了現代性的「緩衝自我」——自律、自我授權，卻也日益與更大的宇宙脫嵌。心靈與身體分離，主體與客體分離，自我與自然分離。

夏默的核心主張在此浮現：第一個軸心時代深化了個體的內在性，卻同時開始鬆動人與整體的連結。「軸心計畫尚未完成，我們的時代正被呼喚去完成它。」

三種智能與「第四人稱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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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揭示了一個事實：我們所稱的「智能」並非單一之物。夏默辨識出三種需要整合的智能形式。

第一是人工智能——以第三人稱認識世界，將其視為數據構成的對象集合。強大，但被鎖定在過去模式的操作中。第二是有機智能——整合第一人稱（主觀）、第二人稱（互主觀）與第三人稱（客觀）知識，將世界視為共存生命體的共享空間。第三是場域（源泉）智能——視角從對象集合轉向一切視角得以生起的源泉本身，不僅改變所觀察的對象，更改變觀察者的存在方式。

夏默與同事伊娃·波梅羅伊將此稱為「第四人稱知識（fourth-person knowing）」。神秘主義者所知曉的、原住民知識體系長久實踐的，正是這種認識方式。

問題在於，當代幾乎所有制度設計都建立在第一種智能——單一認識論——的基礎上。

「異端者」的文藝復興：從丹麥到臺灣

夏默認為，西方始終存在兩條文化潮流。一條是抽取式的——工業資本主義、殖民擴張、股東價值最大化，以及今日的AI單一栽培。另一條是再生式的。

歌德發展了參與式科學；智利生物學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將現象學與神經科學相連結；丹麥的「民眾高等學校（Folkehøjskole）」運動，以德國觀念論的「比爾東（Bildung，全人陶養）」精神為基礎，在一個世代內將斯堪地那維亞從封建貧困社會轉型為世界最成功的民主社會之一——靠的不是經濟政策，而是對普通人內在發展、道德想像力與公民主體性的系統性培育。

這種精神漂洋過海。1930年代，美國教育者邁爾斯·霍頓研究丹麥民眾高等學校後，在田納西創立了海蘭德民眾學校：沒有成績，沒有學位，只有人們共同學習如何對重要的事採取行動。羅莎·帕克斯在拒絕讓座的四個月前，曾在這裡參加種族隔離廢除研討會。馬丁·路德·金、約翰·劉易斯也在此受訓。田納西州最終以「共產主義訓練學校」為由關閉了它，但它所催化的運動無法被阻止。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條「再生式潮流」並非陌生。夏默特別提及的公民審議民主——公民大會模式——在臺灣已有深刻實踐。從唐鳳主導的數位民主實驗，到vTaiwan平台上的開放協作立法，臺灣正在以科技為工具，但以「共同感知、共同意義生成」為核心，建構夏默所說的「集體內在性」的基礎設施。這恰恰是他所呼籲的：讓公民成為AI賦能經濟的主體，而非原料。

華人世界的鏡像與分歧

這套論述在華人語境中會遭遇複雜的張力。

在中國大陸，AI被明確定位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工具。2025年「深度求索（DeepSeek）」的崛起，顯示中國在以更低成本實現高效能AI上取得突破，這強化了「技術即生產力」的主流敘事。夏默所擔憂的「認識論單一栽培」，在這個框架下很可能被視為效率優化的必然代價，而非需要警惕的危機。

然而，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儒家的「仁」、道家的「道」，恰恰是夏默所描述的「有機智能」與「場域智能」的深厚資源。問題在於，這些資源是否能在當前的制度框架內被激活，而不僅僅停留在文化符號的層面。

在東南亞的華人社群中，情況又有不同。新加坡正積極探索AI治理的倫理框架；馬來西亞、印尼的多元文化社會，本身就保存著多元認識論並存的生態。這些社會的「社會土壤」，或許比單一文化的社會更具韌性。

夏默的另一個數字值得華人世界的教育決策者警惕：初級開發者招聘自2022年以來下降67%。當AI取代入門級認知工作，年輕世代的能力培育路徑被截斷，其長期影響將不亞於任何地緣政治衝擊。

土壤不能用資本購買

夏默在文末回到了農場。16歲那年，他放學回家，看到有著250年歷史的農舍正在熊熊燃燒。翌日，87歲的祖父在生命最後一週趕來，沒有望向廢墟，而是握住父親的手說：「抬起頭，孩子。向前看！把手放在犁上的農夫，必須向前看。」

「不是農場，而是整個地球和我們各種文明結構正在燃燒，」夏默寫道。「AI舉起了鏡子。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自己。那個我們集體實行了太久的單一認識論結構，那個主客體分裂，它仍然支撐著我們大多數的制度設計。」

他的問題不是「AI會不會取代人類」，而是更根本的：當一種智能形式消耗了自身存活所依賴的源泉，整個系統就會退化。解方不是更好的演算法，而是耕耘那片生成一切可見系統的土壤——那片在數據表格中看不見、在GDP統計中不存在、卻決定了一切的社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