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身為人類感到羞恥」——這種情緒在告訴我們什麼？ | Culture

氣候危機時代，越來越多人對人類這個物種感到嫌惡與絕望。這種「反人類主義」情緒從何而來？哲學、佛教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如何提供另一種出路？

「每一杯咖啡、每一個偉大故事，對地球上其他生物來說都毫無意義。當人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代價，我還能怎麼直視任何人的眼睛？」

這不是一段文學獨白，而是一位真實讀者寫給美國媒體Vox倫理專欄的投書。她說，她「厭惡自己是人類」。

這句話，在2026年的今天，並不孤單。

「人類是地球的癌症」——一種古老的情緒

對人類這個物種感到嫌惡，在哲學史上有個名字：反人類主義（anti-humanism）。它不是新鮮事。

早在西元前17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中，諸神就因厭倦人類的喧囂而降下洪水。14世紀黑死病席捲歐洲、17世紀宗教戰爭、20世紀核武時代——每當文明遭遇巨大創傷，「人類本身是否就是問題所在」這個問題就會再度浮現。

如今，氣候危機成為新的觸發點。西方世界甚至出現了「自願人類滅絕運動（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主張人類應停止生育，讓地球自然復原。這聽起來極端，但其背後的情緒——對自身物種的深層失望——在年輕世代中有著廣泛共鳴。

在台灣，2024年的調查顯示，18至35歲族群中，有38%表示「氣候焦慮」是影響其生育意願的因素之一。在香港、新加坡等高度都市化的華人社會，類似的情緒同樣在社群媒體上蔓延。「躺平」的哲學，有時也包含著一種隱性的對人類文明的幻滅感。

Vox專欄作者並不急著反駁這位讀者，而是先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指出嫌惡之下隱藏的情緒。

憤怒和嫌惡，往往是更脆弱感受的盔甲——失望、悲傷、對未來的恐懼。站在道德高地批判自己的物種，確實能帶來某種優越感，但那是一種廉價的出口。它讓你免除了行動的責任，因為既然一切都無可救藥，何必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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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蒙田說過：「輕蔑自己的存在，是我們最野蠻的病。」他認為，生命是一份禮物，而拒絕這份禮物——用嫌惡取代珍視——是對贈禮者最大的褻瀆。

這個觀點在東亞思想中也有迴響。儒家強調「仁」——對他人乃至萬物的關懷——並不要求你先愛上人類，才能對世界負責。道家的「天人合一」更直接否定了人與自然的對立：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對立面。

專欄指出了一個關鍵歷史轉折：17世紀的西方哲學。

笛卡兒主張靈魂與物質截然分離，只有人類擁有靈魂；法蘭西斯·培根建立了將自然視為「待征服對象」的科學方法論。這兩位思想家，奠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對自然進行無限度開採的哲學基礎。

然而，在他們之前，世界各地的文化——從古希臘到美洲原住民，從印度教到日本神道，從中國道家到台灣原住民族的自然觀——普遍認為山川草木皆有靈性，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主體關係，而非主客關係。

換句話說，「人類是地球的掠奪者」這個命題，並非自然規律，而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文化背景下生產出來的世界觀。它曾經被建構，就可以被解構，也可以被重構。

這對華人世界有特別的意義。當西方環保論述往往以「人類原罪」為框架時，東亞思想傳統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起點：不是贖罪，而是復歸——回到人與自然本就相連的狀態。

佛教學者暨環境行動者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提出了一個概念：主動的希望（active hope）。

她說，我們通常把希望理解為一種感受——你相信事情會好轉，所以你有希望。但這種被動的希望，在氣候危機面前極其脆弱，因為數據並不樂觀。

梅西的「主動的希望」不同：它是一種實踐，而非感受。你不需要相信成功，你只需要決定——無論結果如何，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你要如何為你所珍視的事物而行動。這與佛教「不執著於結果」的精神一脈相承：盡力而為，但不以結果定義自身的價值。

這種倫理姿態，在面對氣候問題的華人社會中或許尤其需要。中國大陸近年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入——2024年新增太陽能裝機容量佔全球60%——顯示的正是一種不問「夠不夠用」、只問「能做什麼」的行動邏輯。台灣的環境公民社會，也在「離岸風電」、「食農教育」等議題上，以實踐代替悲觀。

嫌惡是一個終點。主動的希望，是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