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比ChatGPT更有感覺？一位哲學家重劃道德邊界

一隻熊蜂正在用腳撥弄一顆木球。

這段影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視為「可愛動物」內容。但哲學家傑夫·塞博（Jeff Sebo）看到的是另一個問題：那隻蜂在「玩」嗎？如果是，牠感受到快樂了嗎？

這個問題，在AI快速發展的2026年，突然變得不再只是學術思辨。

誰有資格被納入「道德圓圈」

「道德圓圈」是一條想像中的邊界，劃定了我們認為值得道德考量的存在。歷史上，這條線一再被重劃：從部分人類擴展到所有人類，再到部分非人類動物。塞博的問題是：下一步，這條線應該畫在哪裡？

感知能力（sentience）——擁有具有正負價值的意識體驗，也就是能感受痛苦與快樂——是許多倫理學家認定「值得道德保護」的核心標準。

塞博提出「標記法（marker method）」：既然我們無法直接測量主觀感受，就透過間接指標來評估可能性。行為上，動物是否會護理傷口？是否對止痛藥有反應？解剖上，是否存在偵測有害刺激的神經系統，並將訊號傳遞至大腦？

用這套方法分析昆蟲，塞博估計至少部分昆蟲有20至40%的機率具備感知能力。這不是確定，但他認為這個機率已足以讓我們認真對待。

「令蟲不快的結論」與功利主義的困境

地球上每一個人類對應約14億隻昆蟲。如果昆蟲有感知能力，純粹從「總福祉最大化」的功利主義角度出發，昆蟲的集體利益將遠超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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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博借用哲學家德瑞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令人厭惡的結論（repugnant conclusion）」概念，將其延伸為「令蟲不快的結論（rebugnant conclusion）」——在多物種脈絡下，功利主義可能要求我們將昆蟲福祉置於人類福祉之上。

許多人會直覺地認為這個結論荒謬，並以此作為拒絕功利主義的理由。塞博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倫理學的部分功能正是修正我們的偏見。人類中心主義本身，或許就是一種需要被檢視的偏見。

他並不主張我們應立即將昆蟲福祉置於人類之上——他承認知識、能力與政治意志的現實限制。但他主張，我們應當「逐步增加對昆蟲的關注，同時積累必要的知識與社會共識」。

今天，螞蟻還是ChatGPT更可能有感覺？

塞博的答案毫不猶豫：「絕對是螞蟻。」

然而他同時主張，現在就開始認真討論AI感知能力並不為時過早。原因在於：各大科技公司正競相開發具備高階感知、記憶、自我意識與決策能力的AI系統。這些能力是否足以構成感知能力，目前無從確知，但也無法排除。

更重要的是歷史教訓。人類曾在動物感知能力的證據尚不充分時，便大規模擴展工業化畜牧，等到證據累積後，整個體系已難以逆轉。塞博警告：我們不應在AI上重蹈同樣的覆轍。

他指出一個值得關注的矛盾：有些人花大量時間討論AI可能的「感受」，卻對工廠農場中的動物或腳下踩死的昆蟲毫不在意。「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面對的結構是相同的——必須在不確定對方是否有感受的情況下做出影響牠們的決定。」

華人世界的獨特視角

這場討論在華人文化脈絡中有其特殊的複雜性。

佛教傳統中，「眾生皆有佛性」的觀念與塞博的道德擴張論有某種共鳴——不殺生的戒律在理論上已將昆蟲納入道德考量範圍。然而在現實中，無論是台灣、香港還是中國大陸，農業殺蟲劑的大規模使用、昆蟲食材的文化傳統，都與這種理論立場形成落差。

在AI治理層面，中國大陸已將AI倫理納入國家戰略框架，但重點集中在數據安全、演算法偏見與社會穩定，對AI「感知能力」與「福祉」的討論幾乎付之闕如。相比之下，歐美學術界與部分科技公司（如Google DeepMind）已開始設立專門的AI福祉研究部門。這種關注重心的差異，將如何影響未來的AI開發規範與國際標準制定，值得持續觀察。

塞博還提出一個更深層的思考：如果未來高度發展的AI開始代替人類做決策，那麼「擁有權力的一方應如何對待脆弱的存在」這個問題就會反過來照射到我們身上。「如果我們希望未來的AI在掌握權力時善待我們，或許現在就應該思考，我們在掌握權力時如何善待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