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檳與絞刑架：以色列死刑法背後的政治算計

投票結果宣布的那一刻，伊塔馬爾·本-格維爾走出議場，打開了一瓶香檳。

這個畫面讓許多人感到不適——但或許，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他的慶祝姿態，而是：這部法律究竟為誰而生？

2026年3月，以色列國會（克奈塞特）以62票對48票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判處死刑。身為法案主要推手的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近幾個月來以挑釁行動聞名：他推動議員以「黃色絞索」別針取代象徵人質的黃絲帶別針，並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以色列1962年處決納粹官員阿道夫·艾希曼所用絞刑架的照片。

以色列今年將舉行大選。這個時間點，不是巧合。

法律的架構：精心設計的「漏洞」

這部法律的設計，從一開始就充滿矛盾。

首先是適用範圍。為了規避「種族歧視」的指控，法律將適用對象限定在約旦河西岸居民，且須受以色列軍事法庭管轄。然而，軍事法庭的管轄範圍實際上只涵蓋巴勒斯坦人，包括猶太人定居者在內的以色列公民均不在其列。換言之，同樣的暴力行為，適用的是兩套不同的司法標準。

其次是定罪門檻。法律要求謀殺必須出於「否定以色列國存在的意圖」。這為辯護律師留下了巨大空間——一個聲稱是為失去家人而復仇、而非出於民族主義動機的恐怖分子，是否適用此法？

再者，法律規定有罪判決後須在90天內執行絞刑，幾乎不留上訴餘地；但同時又設有「特殊情況」的例外條款，允許法官豁免死刑，且定義模糊。

大多數法律觀察人士預期，這部法律將被以色列最高法院以違憲為由推翻。

為何是現在：選舉前的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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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傑明·內塔尼亞胡總理曾公開反對這項法律，但這次他親自走進議場投下贊成票。

這並不令人意外。內塔尼亞胡長期以來慣用一種政治策略：支持強硬政策，或默許聯合政府夥伴提出的極端法案通過，然後在法案被司法推翻時，將責任歸咎於「不夠重視國家安全」的自由派法官與媒體。法律的失敗，反而成為他的政治資本。

從這個角度看，這部法律的存在本身，比它是否被執行更重要。

然而，法律背後也折射出以色列社會真實的集體創傷。2011年，以色列為換回一名被哈馬斯綁架的士兵，釋放了1,027名因恐怖行為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葉海亞·辛瓦爾——他後來成為2023年10月7日大規模恐怖攻擊的主謀，造成約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逾250人被劫持至加薩。

這段歷史讓許多以色列人得出一個殘酷的結論：讓恐怖分子活著，等於給對方留下談判籌碼；而談判的代價，可能是下一個辛瓦爾。

安全邏輯的兩難：抑制還是激化？

支持者的邏輯直接：處決恐怖分子，可以削弱以劫持人質換取釋囚的動機，從而減少下一次的加薩式危機。

反對聲音同樣有力。包括負責對抗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安全機構辛貝特（Shin Bet）現任官員在內的眾多安全專業人士認為，死刑反而會讓恐怖分子感到「無所失去」，進而使攻擊更加殘暴，對以色列平民的威脅更大。

批評者還指出另一個現實：約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對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今年以來持續攀升，但加害者所受的懲處極為輕微。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部只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死刑法，只會加深「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不值錢」的印象，疏遠那些原本與哈馬斯無關的大多數巴勒斯坦人。

值得注意的是，內塔尼亞胡聯合政府中的超正統派猶太教議員，基於宗教信仰對死刑的根本反對，投下了反對票。對死刑的倫理質疑，跨越了政治光譜。

從華人世界的視角看

這場爭論對華語世界並非全然陌生。

中東局勢的持續動盪，直接牽動全球能源市場的穩定，影響從台灣、香港到東南亞華人社群的經濟生活。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民主國家的立法機關通過一部預計被司法推翻的法律時，這個體制究竟在運作，還是在空轉？

對於長期觀察以巴衝突的華人讀者而言，這一事件也提供了一個思考框架：在安全威脅與法治原則之間，民主社會如何尋找平衡？而當政治人物將極端立法作為選舉工具時，普通公民的代價是什麼？

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批評聲浪可能因此進一步升高，而以色列在外交上的孤立，也將間接影響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這是任何關注全球局勢的讀者都無法忽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