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喊破喉嚨，不如改變金融規則一條

每年有數千場人權論壇，每年有數百份國際宣言，但每年仍有數億人活在貧困之中。問題出在哪裡？

阿提亞·瓦里斯（Attiya Waris）給出了一個讓人不舒服的答案：問題不在於我們說得不夠多，而在於我們從未真正動過那個決定一切的東西——國際金融的基礎架構。這位肯亞籍稅法學者、前聯合國「外債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在Aeon雜誌的論文中直言：在全球金融規則被改寫之前，人權討論不過是道德上的自我安慰。

誰設計了這個系統，系統就服務誰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在美國召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在此誕生，美元霸權格局由此確立。然而，當時坐在談判桌旁的，幾乎清一色是西方列強。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殖民統治之下，根本沒有資格參與規則的制定。

這不只是歷史問題。瓦里斯的核心論點是：這套80年前的設計邏輯，至今仍在運作。跨國企業將利潤轉移至低稅率地區的「租稅天堂」操作，每年讓全球損失1000億至2400億美元的企業稅收，而受害最深的，恰恰是那些最需要稅收來建設公共服務的發展中國家。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個問題並不陌生。香港長期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低稅率體制本身就是這套全球金融架構的產物。台灣的科技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稅務安排，東南亞華商的跨境資本流動——這些都嵌入在同一套由他人設計的規則之中。

「說人權」與「改規則」的本質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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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斯的批評並非否定人權運動的價值，而是指出其結構性局限。一個政府可以在聯合國大會上慷慨激昂地宣示教育權利，但若其財政收入因跨國企業避稅而嚴重流失，這份宣示便無從兌現。

2021年，G20與OECD達成全球最低企業稅率15%的協議，這是近年來最具實質意義的國際稅制改革。然而批評者認為，15%的稅率門檻遠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部分倡議者主張至少25%），且整個協議仍由38個OECD成員國主導，全球150多個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實質話語權。

更值得關注的是債務問題。許多低收入國家深陷債務泥淖，被迫削減教育、醫療支出以償還外債。這種「為了還債而犧牲人民」的結構，在非洲、南亞乃至部分東南亞國家都有清晰的案例。瓦里斯將此稱為一種「無聲的結構性暴力」。

改革的新戰場：聯合國 vs. OECD

202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啟動「國際稅務合作框架公約」的談判進程。這是發展中國家聯合推動的結果，目標是將國際稅務規則的制定權從OECD移交至聯合國——一個擁有193個成員國、更具代表性的平台。

美國、歐盟等主要已開發國家對此持保留態度，擔憂失去對規則制定的主導權。中國大陸的立場則較為微妙：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既是現行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也在部分議題上與發展中國家站在同一陣線。如何在「維護自身利益」與「推動體系改革」之間取得平衡，是北京面臨的真實戰略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