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站上AI講台，財富分配的戰場換了地方

沒有任何一家科技公司被邀請起草聯合國憲章，但Anthropic的共同創辦人克里斯·歐拉卻站上了梵蒂岡的講台。

2026年5月，教宗良十四世發布了備受期待的通諭《壯麗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主題是在AI時代維護人權、尊嚴、自主與分配正義。發布記者會上，歐拉與教宗並肩而立——這個畫面本身，就是一則關於權力轉移的聲明：私人科技公司已深入社會治理的核心，連宗教最高權威也必須與它們對話。

一份135年前的文件，今天為何重要

要理解這份通諭的份量，必須回到1891年。當時的教宗良十三世面對工業革命帶來的勞資衝突，發布了《新事》（Rerum Novarum）通諭，主張「政策應讓盡可能多的人成為資本的所有者」。那份文件奠定了現代天主教社會思想的基礎，也影響了歐洲多國的勞工立法。

良十四世選擇以同一個名字為自己命名，並以同一個議題為通諭的核心，這並非巧合。AI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工業革命，而財富集中的問題，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演。

《壯麗人性》援引天主教社會思想中的「財貨普遍目的地」原則——地球上的一切財富，本質上屬於全人類。通諭將這一原則直接應用於AI時代：「當國家財富愈來愈依賴知識與技術，若這些財貨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缺乏適當的共享與取用形式，便會產生與財貨普遍目的地相悖的新失衡，進一步擴大被納入者與被排除者之間的鴻溝。」

這句話的直接對象，是OpenAI、Google、Meta和Anthropic這些掌握AI核心技術的企業。

「涓滴理論」的終結宣告

通諭在經濟主張上最具挑戰性的部分，是對「先生產、後分配」邏輯的正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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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自由市場論述認為：讓企業先創造財富，政府再透過稅收和社會福利重新分配。這套邏輯在過去數十年主導了全球經濟政策，也是科技業常見的自我辯護——「我們先做大餅，大家之後都能分到」。

通諭明確拒絕這一邏輯：「不應等待成長的利益最終惠及窮人，而是需要做出決策，確保成長從一開始就具有包容性。近幾十年的經驗表明，在經濟和金融危機中，付出最高代價的始終是窮人，而承諾自動普遍繁榮的理論往往被證明是幻象。」

通諭進一步提出「預分配」（pre-distribution）的概念，即在財富產生之前就設計公平的結構，而非事後補救。這包括稅制改革、社會保護機制，以及產業政策的重新設計。

值得注意的是，通諭並未否定創新本身，而是主張：「確保公平的措施——如課稅、社會保護和產業政策——並非對創新的限制，而是使其文明化與人性化。」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論述框架，試圖讓科技業難以用「阻礙進步」來反駁。

華人世界的多重折射

這份通諭對華人世界而言，折射出幾個截然不同的解讀層次。

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或許會選擇性引用通諭中對科技壟斷的批評，將其詮釋為西方資本主義自我矛盾的佐證。北京本身也在推動「共同富裕」政策，對科技巨頭的財富集中進行監管——從表面看，這與通諭的部分主張方向一致。然而，中國的路徑是國家主導的財富重新分配，而非通諭所強調的「人的自主性與尊嚴」。兩者的起點和終點，有著根本性的差異。

在台灣，這份通諭可能引發更直接的政策討論。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以台積電為核心——是全球AI供應鏈的關鍵節點。AI帶來的財富大量流入特定產業和族群，而製造業基層工人、農村社區和中小企業是否同樣受益，是一個尚未充分辯論的問題。

在東南亞華人社群，數位落差的問題更為急迫。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地的華人中小企業主，面對的是AI工具的取用成本和技術門檻，通諭所說的「被排除者」，在這裡有非常具體的面孔。

當然，也有人對這份通諭保持距離。批評者指出，梵蒂岡的道德權威建立在特定神學傳統上，其普世性主張並不必然被非基督徒社會接受。更實際的質疑是：「普遍基本資本」或「預分配」在操作層面如何落實？誰來執行？由哪個跨國機構監督？通諭提出了方向，但沒有提供藍圖。

此外，Anthropic與梵蒂岡的同台，也引發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一家估值超過400億美元的AI公司，站在呼籲財富普遍共享的講台上，這究竟是真誠的對話，還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形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