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決定年收入：貧困兒童如何靠社交翻身50%

哈佛經濟學家追蹤10.9萬名兒童30年發現，在混合收入社區長大的貧困兒童，因跨階層友誼關係未來收入增加50%。這項研究揭示了住房政策如何影響社會流動。

一個孩子的朋友圈，竟能決定他未來50%的收入差距。這不是雞湯文學的想像，而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團隊追蹤10.9萬名兒童30年得出的科學結論。

這項發表於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揭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深刻的真理：當貧困家庭的孩子有機會與不同階層的同齡人日常互動時，他們的人生軌跡將發生根本性改變。而這一切，源於美國一項名為HOPE VI的住房政策實驗。

從「貧民窟高塔」到「混合社區」

20世紀中期，美國各大城市興建了大量公共住房項目，多為高聯聳立的集合住宅群。這些建築承載著為低收入者提供現代住房的理想，卻意外成為貧困集中、犯罪橫行的「垂直貧民窟」。

1992年，美國國會啟動HOPE VI計畫，投入170億美元拆除老舊公共住房，代之以低層聯排住宅和小型公寓樓組成的混合收入社區。新社區不再是與城市隔離的「孤島」，而是融入街道網絡、包含公共住房、補貼住房和市價住房的多元化社區。

都市規劃學者珍·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批評舊式公共住房的「反城市」設計哲學，認為這種規劃忽視人性需求，將城市視為可由上而下重組的機器。HOPE VI的改革正是對這一理念的反思與修正。

研究團隊分析了1978至1990年出生、在HOPE VI重建社區長大的兒童數據，並與居住在未重建公共住房的同齡人進行對比。結果令人震撼：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居住在新社區的低收入成年人並未獲得相同收益，凸顯了童年社交環境對人格形成的關鍵作用。

研究者利用Facebook數據分析友誼網絡，證實效果並非來自學校改善，而是源於不同階層兒童的日常互動。傳統公共住房如「與周邊社區互動有限的孤島」，而混合收入社區則為孩子們打開了更廣闊的社交世界。

這項研究對面臨類似挑戰的亞洲城市具有重要意義。香港的公共屋邨、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台灣的國宅建設，都曾採用集中式公共住房模式。

新加坡的組屋政策相對成功，部分原因正在於其種族配額制度確保了不同族群的混居，避免了單一階層的過度集中。相比之下，許多地區的公共住房仍面臨社會隔離問題。

中國大陸的保障房建設規模龐大，但往往位於城市邊緣，缺乏與市場化住房的有機融合。如何在大規模住房供給中實現社會融合，成為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課題。

HOPE VI的成功不僅在於提供住房，更在於重新設計了社會互動的空間。從隔離的高塔到融入街區的低層建築，從單一階層到混合收入，每一個設計細節都在塑造著居民的社會網絡。

研究顯示，美國當今的低收入社區仍然像過去的破敗項目一樣孤立。這提醒我們，住房政策不應僅關注「有房住」，更要思考「住什麼樣的房」、「與誰為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