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關稅敗訴背後：羅伯茨大法官的制衡大棋局

最高法院否決川普關稅政策，揭示共和黨控制論的謬誤。羅伯茨正推動總統權力重新平衡的司法革命

2026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以壓倒性多數否決了唐納德·川普的全面關稅政策。這項由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執筆的判決，標誌著一場更深層的憲政變革正在進行。

打破「保守派橡皮圖章」迷思

長期以來，外界認為現任最高法院是6比3的保守派堡壘，專門為共和黨和川普背書。但數據說話：上一庭期中，真正的6比3保守派勝利僅占15%。

更令人意外的是，自由派三巨頭（索托馬約爾、卡根、傑克森）單獨持異議的案件數量，與保守派三人組（托馬斯、阿利托、戈薩奇）相等。在5比4和6比3的緊張判決中，70%呈現保守派與自由派交叉組合的複雜格局。

去年6月，每位自由派大法官都在意識形態敏感案件中撰寫了全院一致意見——涵蓋宗教自由、槍械製造商責任、反向歧視等爭議領域。這些案件在審理期間被視為「重大案件」，但一旦達成一致，媒體關注度驟降。

川普第一任期在最高法院的勝訴率創下近百年最低紀錄，成為現代史上首位敗訴多於勝訴的總統。移民政策、人口普查、甚至2020年選舉結果翻盤都遭全院一致否決。

第二任期開局同樣不順：除關稅政策外，芝加哥國民警衛隊聯邦化和繞過正當程序的驅逐令也被法院阻擋。這並非偶然，而是羅伯茨法院系統性改革的必然結果。

羅伯茨法院的核心目標是縮減總統權力，強化政治問責。川普的關稅政策與拜登的學貸減免案本質相同：總統能否在缺乏國會明確授權下單方面行動？

2024年洛珀布萊特案廢除了行政機關自我解釋權限範圍的「雪佛龍原則」，將權力歸還國會。疫苗強制令（拜登）、稅務記錄案（川普）都體現同一邏輯：行政部門越權必須受到制約。

但在川普訴斯勞特案中，法院傾向於賦予總統對獨立機構更直接的人事控制權。這形成了「更弱總統制下的更強總統」的微妙平衡。

對台海兩岸而言，美國總統權力的制約化具有重大意義。過去，一位總統的對華政策可能因個人偏好而劇烈搖擺，現在則需要更多國會共識。這種變化可能使美中關係更加穩定可預期，但也可能讓政策調整更加困難。

從香港和台灣的角度看，美國政治體制的這種「去總統化」趨勢，與東亞地區普遍的強行政傳統形成對比。當美國在削弱總統權力時，亞洲許多國家仍在強化行政效率，這種差異值得深思。

刑事豁免權判決看似與羅伯茨的制約計畫矛盾，實則一致。法院認為，總統履職行為原則上免於刑事起訴，但國會彈劾權依然存在。這強調政治問責優於司法問責，維護了三權分立的基本架構。

如戈薩奇大法官在關稅案協同意見中所言：「立法確實困難耗時，但這正是制度設計的初衷。通過審慎程序，國家能夠匯聚民選代表的集體智慧，而非依賴一派或一人。」

Loper Bright案、疫苗令案、關稅案的共同邏輯是：誰有權決定比決定什麼更重要。最高法院不是在判斷禁止碳排放或撞火槍托是否正確，而是在確定誰有權做出這些決定——答案總是國會，而非行政部門。

這種權力重新分配，迫使國會承擔起立法責任，而非讓總統透過挖掘陳舊法條擴張權力。民主黨過去批評這種做法，認為行政機關專家更適合應對新興危機。但在川普第二任期，他們可能開始體會到限制總統權力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