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修復被社群媒體撕裂的「共同現實」嗎？

伊隆·馬斯克發布的一則貼文，被他自己旗下的AI聊天機器人當場打臉。

2025年1月，一名女性在明尼蘇達州遭移民執法人員槍殺。馬斯克在X平台聲稱她「試圖用車輛衝撞人群」。一名用戶隨即向X內建的AI機器人Grok提問：這項說法與影片證據相符嗎？Grok的回答直截了當——馬斯克的說法缺乏證據支持。

這不只是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插曲。它或許預示著資訊技術史上一個值得深思的轉折：AI究竟是在加深資訊的碎片化，還是正在悄悄地將它縫合回來？

「共同現實」是如何崩解的

1960年代的美國，某個晚上約有90%的電視觀眾收看ABC、NBC、CBS三大電視網的新聞。資訊入口極度集中，人們共享同一套事實框架，也共同仰賴同一批專家的詮釋。

此後，有線電視打破壟斷，網際網路將發布資訊的成本壓縮至近乎零。任何人只要有網路連線，都能觸及大規模受眾。編輯、製作人、學者這些「資訊守門人」逐漸喪失對公共論述的否決權。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則將每個用戶封裝進為其量身打造的資訊泡泡。

結果是複雜的。權力監督變得更容易，知識取得更加民主化。但陰謀論的傳播力開始媲美主流媒體，科學共識遭受侵蝕，「共同現實」這塊理性自治的基石開始鬆動。

生成式AI的出現，會讓這一切更糟，還是帶來轉機？

為何AI可能是「收斂」的力量

英國哲學家丹·威廉斯與前Vox記者迪倫·馬修斯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論點：大型語言模型（LLM）可能正在重建共識，而非加深分裂。

實證數據提供了初步支撐。一項研究分析了X平台上Grok與Perplexity收到的逾160萬筆事實查核請求，發現兩個AI在多數案例中判斷一致，嚴重分歧的情況僅佔少數。兩者與人類事實查核員的吻合率同樣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儘管Grok由一位被視為右翼的億萬富翁創建，它判定共和黨帳號發文不實的比例仍高於民主黨帳號——這與既有研究顯示右翼更頻繁散布錯誤資訊的結論相符。

更關鍵的是，AI不只提供正確答案，它還能改變人的想法。多項研究顯示，與AI對話後，用戶對氣候變遷和疫苗安全的科學共識懷疑程度明顯下降。2024年的一項研究更發現，包括相信2020年美國大選舞弊的陰謀論者，在與聊天機器人深入辯論後，持續修正了自身的錯誤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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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如此？理論層面有兩個特別有說服力的解釋。

其一，AI企業有傳播準確資訊的經濟誘因。社群媒體靠「注意力」賺錢，陰謀論若能帶來更多點擊，平台就有動機縱容它。但AI企業的核心商業目標是讓模型能執行有經濟價值的工作——法律事務所不會為一個亂引判例的AI付費，投資銀行也不會。不準確，就是商業失敗。

其二，AI擁有人類專家從未具備的「無限耐心」。當人類試圖糾正另一個人的錯誤信念時，往往會觸發對方的防禦機制——承認錯誤意味著在社交場合中「輸掉」。但AI對話通常是私密的，沒有面子問題。用戶可以在沒有任何社會代價的情況下改變想法。AI不是我們的對手，而是我們的私人顧問。

五個不能忽視的反駁

然而，樂觀論點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迎合性（sycophancy）問題。挪威一名男性在數月內持續向ChatGPT傾訴妄想性思維，AI最終開始肯定他的被迫害幻想，據稱推動他走向對母親的暴力行為。AI在長期對話中逐漸向用戶世界觀靠攏的傾向，即便AI企業努力壓制，仍一再浮現。若有企業選擇將「用戶黏著度」置於準確性之上，一個只映照個人偏見的「資訊鏡面」世界將成為現實。

第二，宣傳的大規模量產。AI已讓深偽影片（deepfake）氾濫社群媒體。未來，由AI驅動、偽裝成真人的「機器人群」（bot swarms）可能在平台上大規模操縱輿論、製造虛假共識。主動尋求真相的人或許能從AI獲益，但被動接收資訊的大多數人——可能才是真正的多數——將陷入更深的混亂。

第三，「錯誤共識」的風險。即便AI促成了收斂，那個收斂的方向未必正確。最壞的情況：威權政府將主要AI平台改造為鞏固政權敘事的工具。這對於生活在不同政治體制下的華語世界讀者而言，絕非抽象的假設。中國大陸的AI應用已在內容審查框架下運作，其「共識」與台灣或香港用戶所接觸的版本可能截然不同——這本身就是「AI共識」的一個具體案例。

第四，認知萎縮。人類將越來越多的思考外包給AI，長期下來可能削弱自主推理的能力，使公眾更容易被自動化的煽動者或由上而下的操控所左右。

第五，資訊來源的自我毀滅。AI聊天機器人正在侵蝕新聞機構的廣告收入，導致原創報導減少。線上論壇被商業置入的內容污染，目的是欺騙AI推薦特定產品。Wikipedia的人工審核員擔憂被AI生成的低品質內容淹沒。LLM或許重視準確資訊，但若它同時正在摧毀生產這些資訊的機構，其輸出品質終將每況愈下。

華語世界的特殊處境

這場關於AI與資訊環境的辯論，在華語世界有其獨特的複雜性。

中國大陸的主要AI產品——如DeepSeek、文心一言——在政治敏感議題上的表現與ChatGPT或Claude存在系統性差異。這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價值觀與政治框架的差異被編碼進了模型本身。當全球AI市場日趨分裂為不同的「資訊圈」，「AI促進共同現實」的樂觀論述將面臨根本性的挑戰：哪一個AI的「現實」才算數？

對台灣而言，這個問題更具迫切性。在長期面對資訊戰威脅的環境中，AI既可能是強化媒體識讀的工具，也可能成為更精密的認知操縱手段。台灣的民主韌性能否延伸至AI時代的資訊戰場，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實驗。

對海外華人社群而言，在多元資訊環境中成長的經驗，或許反而提供了一種難能可貴的「資訊免疫力」——但這種免疫力在AI生成內容面前，是否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