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左派與右派同時憎恨AI

伯尼·桑德斯和史蒂夫·班農幾乎在所有議題上都針鋒相對——但他們對AI的恐懼，幾乎一字不差。

這位佛蒙特州民主社會主義參議員寫道：「AI寡頭不只想取代特定工作，他們想取代的是工人本身。」而川普前首席戰略師班農上週在一集題為「阻止AI寡頭竊取人類」的播客中說：「矽谷根本不在乎小人物。」

這種「從桑德斯到班農」的跨黨派同仇敵愾，揭示了一個深層矛盾：美國是全球最大的AI開發國，同時也是全球對AI最充滿敵意的國家之一。

憤怒已從言語變成行動

反AI情緒正以具體方式衝擊現實。

緬因州通過了全美首個州級資料中心建設暫停令（儘管遭州長否決）。全國範圍內，2026年第一季度因地方反對而取消的資料中心計畫數量創下歷史紀錄。更令人不安的是，部分反對行動已滑向暴力邊緣。

4月，印第安納波利斯一名市議員的住宅遭射入13發子彈，門墊下留有字條：「不要資料中心」。數日後，一名男子向山姆·奧特曼住宅投擲燃燒瓶，隨後前往OpenAI總部，揚言要燒毀建築並殺死所有在場人員（當事人已就包括殺人未遂在內的多項指控表示無罪抗辯）。社群媒體上，為此次攻擊喝采的貼文獲得數千個讚，有人評論：「希望那顆燃燒瓶沒事！」

研究科技與恐怖主義的學者亞尼克·維約-勒帕吉上月指出，「AI正在製造歷史上與政治暴力爆發相關聯的結構性條件」。無黨派研究機構索法安中心的數據顯示，針對AI相關個人、政策制定者及企業的「直接威脅」近月持續上升，其中最常見的是「對資料中心進行物理破壞」的威脅。

為何是現在？憤怒的結構性根源

諷刺的是，AI引發的大規模失業其實尚未真正發生。部分企業高管以AI為由裁員，但許多分析師批評這是「AI洗白」——將原本就要削減的職位歸咎於技術。就宏觀數據而言，AI目前仍是美國經濟的正向驅動力，推升股市、帶動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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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問題的核心不在於事實，而在於感知。調查顯示，對日常生活中AI最樂觀的美國人，是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群體。OpenAI與Anthropic的估值雙雙逼近一兆美元，財富與權力加速向少數人集中。史丹佛大學法學教授納撒尼爾·佩爾西利直言：「破壞性變革有贏家也有輸家。許多美國人不相信自己會是贏家，這個結論來自過去二十年科技發展的歷史。」

政治人物嗅到了這股情緒。進步派民調公司藍玫瑰研究發現，以「大膽、民粹主義語言」描述AI威脅的訊息，對提升民主黨支持度格外有效。共和黨亦然。密蘇里州參議員喬許·霍利問道：「我毫不懷疑這些公司會賺得盆滿缽滿，但這對孩子好嗎？對父母好嗎？對美國工人好嗎？」

歷史的鏡子：工業革命的重演？

矽谷喜歡將AI比作工業革命。這個比喻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他們只引用了故事的後半段。

工業革命從長遠看確實創造了巨大財富，但「活在那個時代」是截然不同的體驗。工廠主和實業家積累鉅富的同時，大量工人面臨薪資停滯與惡劣勞動條件。憤怒演變為暴動，有時直接指向實業家本身。機械成為人們在更廣泛經濟困境中發洩怒火的替代標靶——不僅因為自動化，更因為貿易衝擊與糧食通膨疊加其上。

今日的結構驚人相似。若經濟衰退來臨，與AI無關的失業率上升，人們對「剩餘工作也將被AI吞噬」的恐懼只會更深。若AI泡沫破裂，其衝擊波可能席捲整體經濟。

矽谷已感受到反彈。安霍資本（Andreessen Horowitz）發表文章，宣稱「就業末日論」是無稽之談。奧特曼則將自己2023年「工作肯定會消失，這是肯定的」的說法，悄悄修正為「就業末日論長期來看可能是錯的」。但正如佩爾西利所說，若科技業真的認為換個說辭就能平息反彈，那他們根本誤解了問題所在。

對華人世界的意義

這場美國內部的衝突，對亞洲與華人世界有著不可忽視的地緣政治意涵。

首先，中美AI競爭的敘事正在被國內反彈所複雜化。川普政府以「對抗中國」為由力推AI發展，但若反AI民粹主義持續升溫，美國的AI政策走向將更加難以預測，這對依賴美國技術生態的台灣、日本、韓國科技供應鏈而言，增添了不確定性。

其次，中國大陸的情況形成對比。中國政府對AI的推進採取由上而下的主導模式，民間反對聲音受到嚴格管控，短期內不會出現類似的「資料中心抗議運動」。然而，AI帶來的就業衝擊同樣存在，只是透過不同的政治渠道消化。

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場美國的社會動盪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AI紅利高度集中於少數科技巨頭時，社會契約如何重新談判？這個問題沒有地域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