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大法官為何批准民主黨選區重劃？

美國最高法院儘管由共和黨大法官佔多數，卻批准了有利民主黨的加州選區重劃。這一看似矛盾的判決揭示了司法決策的複雜現實。

6比3的共和黨多數最高法院，竟然批准了可能為民主黨帶來多達5個眾議院席位的加州選區重劃方案。這個看似矛盾的決定，實際上揭示了美國司法體系運作的複雜真相。

德州與加州的選區大戰

Tangipa v. Newsom案涉及加州為2026年中期選舉制定的新選區地圖。這份地圖的設計目的，是為了抗衡德州共和黨的選區重劃，後者可能為共和黨帶來多達5個眾議院席位。

今年1月，最高法院在Abbott v. LULAC案中批准了德州的共和黨有利選區劃分，同時為挑戰立法選區地圖的原告設置了極高的法律門檻。按照這個先例，批准加州的民主黨有利地圖在法理上是一致的。

如果法院在批准德州地圖後卻推翻加州地圖，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黨派偏見。

共和黨大法官們在過去幾年的表現，確實驗證了對法院最嚴厲的批評。這是同一個認為唐納德·川普可以利用總統權力犯罪的法院，也是在2025年為川普的大規模驅逐和公務員大裁員清除法律障礙的法院。

在涉及強烈政治立場的案件中，共和黨大法官們經常扭曲法律規則。2021年的Whole Woman's Health v. Jackson案中，為了保護反墮胎法免受司法審查，5名共和黨大法官制定了一個危險的法律規則——如果應用到其他領域，將允許任何州消除任何憲法權利。

2022年的Kennedy v. Bremerton School District案中，共和黨大法官甚至編造事實來支持保守基督徒當事人，即使索尼亞·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提供照片證據證明他們在撒謊，他們仍堅持虛假敘述。

然而，最高法院的運作既不是完全基於法律原則，也不是純粹的黨派操作。大法官們在做決定時會考慮多種因素：個人偏好、政治同情、黨派利益、先例約束，以及法律條文本身。

在技術性、非政治爭議的案件中，所有九名大法官通常會基於法律條文做出判決。在墮胎等高度爭議的問題上，法院往往完全基於大法官的個人偏好。許多案件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

Tangipa案屬於一種特殊情況：大法官們的廣泛意識形態承諾與他們的政治偏好相衝突。可以確定的是，所有6名認為川普可以犯罪的大法官都希望共和黨控制眾議院。但他們對反對所有選區重劃訴訟的強硬立場，在這個案件中戰勝了狹隘的黨派利益。

這種行為在黨派政治人物中其實很常見。國會議員也經常投出違背其政黨直接利益、但符合更廣泛意識形態的票。

2020年新冠疫情經濟危機期間，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行為從選舉策略角度看完全不理性。在經濟衰退的選舉年，現任政府通常會大敗，就像約翰·麥凱恩的遭遇一樣。但佩洛西不僅與川普政府合作制定刺激法案，還批評共和黨對手在經濟刺激方面做得不夠。

這是因為民主黨，特別是佩洛西，對凱恩斯經濟學有長期的意識形態承諾——即政府應該在經濟低迷時增加支出。這一承諾可以追溯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

對於華人社會來說，美國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提供了觀察西方民主制度複雜性的窗口。在台灣、香港等地，司法獨立性與政治現實的平衡同樣是敏感話題。

與中國大陸的制度相比，美國的經驗顯示即使在標榜司法獨立的體系中，政治考量仍然無法完全排除。這對於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優劣，以及司法改革的方向，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亞洲民主政體如南韓、日本在面對類似選舉制度爭議時，也可以從美國的經驗中學習如何在法律原則和政治現實之間尋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