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標籤的危險速度：調查前定性如何損害民主制度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在調查開始前就將槍擊案定性為「國內恐怖主義」，專家警告這種做法對民主制度的潛在危害。證據與結論的正確順序為何如此重要？

2026年1月，美國明尼阿波利斯發生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射殺兩人事件後，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埃姆立即將兩起案件定性為「國內恐怖主義行為」。然而這一表態後來被修正為「我們當時使用了能獲得的最佳資訊」。

在事實調查開始前就貼上「恐怖主義」標籤，這種做法正引發專業人士的嚴重關切。

恐怖主義認定的專業標準

美國法律中的「國內恐怖主義」並非政治暴力的通用同義詞。它被明確定義為：危害人類生命、意圖威嚇平民、透過極端手段影響政府政策或行為的行動。意圖是關鍵要素。

曾在CIA和國家反恐中心管理分析師的專家指出，恐怖主義標籤——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只能在評估意圖和背景後才能適用。這不應在調查開始前使用。恐怖主義認定需要分析紀律，而非速度。

在初期新聞週期中，調查人員可能只知道粗略細節：誰開槍、誰死亡、大致發生了什麼。他們通常無法以足夠信心確定動機，更無法宣稱存在強制意圖——這是區分恐怖主義與其他嚴重犯罪的關鍵要素。

當高級官員在無法提供證據支撐的情況下公開稱某事件為「國內恐怖主義」時，會引發兩個可預見的問題。

首先是制度問題。一旦高級官員以絕對確定性宣布某事，系統可能感受到驗證這一說法的壓力——有時微妙，有時明顯。在高調事件中，制度謹慎容易被視為迴避，這種壓力可能促成過早的公開聲明。

其次是公眾信任問題。研究發現，「恐怖分子」標籤本身就會影響受眾對威脅的認知和對應對措施的評價，與基本事實無關。一旦公眾開始將這個詞視為政治宣傳工具，他們可能會對未來使用該詞產生懷疑——包括在真正存在強制意圖的情況下。

對華人社會而言，「恐怖主義」一詞承載著特殊的歷史記憶。從2001年9.11事件到近年來各地發生的恐怖攻擊，這個詞彙在公眾心中與大規模暴力和明確的意識形態目標緊密相連。

然而美國這起事件凸顯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政治領導人在證據收集前就做出定性判斷的危險性。這對於重視社會穩定和程序正義的華人社會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在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司法獨立和程序正義被視為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國的案例提醒我們，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國家，政治壓力也可能影響客觀判斷。

這不僅僅是專家之間的語義爭論。大多數人對「恐怖主義」都有一個心理檔案，由大規模暴力和明確的意識形態目標塑造而成。

當美國人聽到「恐怖主義」時，他們可能會想到9.11事件、1995年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或海外知名攻擊事件，如2005年倫敦爆炸案和2025年12月雪梨反猶攻擊，這些事件的意圖都很明確。

相比之下，美國更常見的暴力經歷——槍擊、襲擊和與執法部門的混亂對抗——通常被調查人員處理，並被公眾理解為殺人或有針對性的暴力，直到動機確定。這種公眾習慣反映了常識性順序：首先確定發生了什麼，然後決定為什麼，再決定如何分類。

明尼阿波利斯案例說明了損害發生的速度：早期報導和文件材料迅速偏離官方說法。這助長了人們對敘事被塑造、結論在調查人員收集基本事實前就已做出的指控。

儘管川普政府官員後來與最初的國內恐怖主義聲明保持距離，但更正很少能傳播得像原始斷言那樣遠。標籤會留下，公眾被留下來爭論政治而非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