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中心關閉令背後：藝術自由與政治控制的角力

當葛萊美獎紅毯星光熠熠的週日晚上，川普總統毫無預警地宣布將關閉並翻修甘迺迪中心。儘管細節稀少，但聲明提到場館將於7月4日「為紀念建國250週年」而關閉，約兩年後重新開放。

總統將此次關閉定性為改善他所稱的「疲憊、破敗、荒廢中心」的緊急必要措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場館才剛在2019年大幅擴建了表演空間。

信任崩解與空蕩的劇院

自從川普自立為甘迺迪中心主席，更換總裁和部分董事會成員為忠於他的人選，並在建築立面加上自己的名字以來，票房銷售急劇下滑。足夠多的藝術家取消或拒絕演出，導致劇院沒有2026-27年演出季。連「總統專屬」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樂隊都取消了在那裡的演出。

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上月取消了*國家交響樂團6年前委託創作的新作《第15號交響曲：林肯》首演，表示「今日甘迺迪中心的價值觀與這部交響曲的訊息直接衝突」。

文化遺產的根本變質

這次關閉的意義遠超過場館的暫時休業。甘迺迪中心一直如《紐約客》的凱蒂·沃德曼所寫，作為「試演劇院」，讓作品在登上百老匯前進行實驗。它也是國家交響樂團和華盛頓國家歌劇院的主場和主要資助者，這兩個組織是沃德曼所描述的「瀕危國家藝術形式」中最大的表演和委託創作機構。

歌劇和管弦樂演出成本高昂，許多人將兩者視為約翰和賈桂琳·甘迺迪「貴族」品味的例子。要在高水準上維持這些藝術形式，如甘迺迪中心數十年來所做的，需要投資和奉獻；培養這些看似過時作品的新觀眾群也同樣如此。

民主與藝術紐帶的斷裂

更重大的風險是甘迺迪中心不再體現其名字來源的那位總統對「民主與藝術相互交織」的深刻公共信念。甘迺迪總統在1963年於阿默斯特學院紀念羅伯特·佛洛斯特的演講中，將創作藝術描述為愛國主義的一種形式，無論藝術本身是否愛國。

他主張「作家、作曲家、藝術家的最高職責是忠於自己，讓結果自然而然。在服務其真理願景時，藝術家最能服務國家。」重視個人忠誠的川普似乎對這種特立獨行且潛在多元的藝術願景不感興趣。

川普對甘迺迪中心的許多不滿，如同對史密森尼學會的態度，似乎旨在縮小而非擴大其藝術能力，將其限制在「古典、愛國和適合家庭的藝術」。

文化視野的收縮

2025年，國家藝術基金會撤銷了向雜誌和小型出版社發放的41項補助金，在標準化終止通知中解釋這些組織的工作超出了政府的優先事項。這些期刊和出版商中許多專注於詩歌、實驗寫作和文學翻譯，都是需要支援的不穩定形式。

一個不重視這些寫作形式的國家，與不重視歌劇的國家是一樣的。這樣的國家不會要求或期望其藝術向新觀眾伸出援手，或跨越傳統邊界，更不用說探索與既定敘事無關的真理願景。

華人世界的文化省思

這種文化控制現象並非美國獨有。在華人社會中，政府對文化機構的介入也時有所見，但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台灣的國家兩廳院、香港的西九文化區，以及中國大陸的各大文化場館，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藝術自主性與政治期望之間的張力。

對於海外華人社群而言，甘迺迪中心的變化提醒我們思考：在全球化時代，文化機構如何在保持藝術獨立性的同時，回應不同政治環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