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監督真空：ICE預算暴增35倍，共和黨卻選擇沉默

當一個執法機構的預算在一年內從80億美元暴增至280億美元，你會期待什麼？更嚴格的監督？更多的公聽會？然而，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現實卻截然不同——國會的監督幾乎是一片空白。

川普總統與國會於2月4日達成協議，將國土安全部的預算從更大的支出法案中分離出來，並設定2月13日的自我期限來協商移民執法政策的潛在變化。這個決定的背景是明尼亞波利斯1月發生的兩起死亡事件，引發了跨黨派的調查呼聲。

監督機制的集體失靈

ICE現已成為美國資金最充裕的執法機構。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其探員數量增加了一倍以上。然而，根據國會政府研究專家克萊爾·利維特教授的未發表數據，參議院僅舉行了一次關於ICE的公聽會。眾議院雖然舉行了幾次例行的國土安全部監督聽證會，但沒有一次聚焦於ICE或海關邊境保護局（CBP）。

這種現象在美國政治史上並非前所未見，但其規模令人震驚。國會擁有憲法賦予的監督和調查行政部門的明確權力。在授權聯邦項目資金後，通常會進行大量監督，確保政策按照立法者的原始意圖成功執行。

歷史先例可以追溯到1791年的瓦巴什戰役，當時聯邦民兵在與美洲原住民部落的戰鬥中慘敗。國會對自己的憲法調查權威感到不確定：三權分立制度是否阻止國會調查另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還是憲法的制衡體系意味著華盛頓政府無法可信地調查自己？最終，眾議院選擇建立自己的調查委員會，華盛頓總統同意提供所需信息，開創了重要先例。

政黨忠誠與制度責任的角力

目前，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和眾議員安德魯·加巴里諾已要求移民官員本月作證。但其他共和黨國會議員對調查應採取何種形式以及哪個政府部門應主導調查仍保持模糊態度。

政治學研究發現，當總統來自同一政黨時，委員會調查行政部門的可能性較低。然而，即使在高度極化的時代，重要的跨黨派調查仍會發生。2005年，維吉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湯姆·戴維斯對喬治·W·布希政府應對卡特里娜颶風的反應展開調查，儘管面臨白宮的反對。2018年，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調查了共和黨州長里克·史奈德對密西根州弗林特水危機的處理，贏得了委員會民主黨人的讚譽。

國會主導的調查具有幾個明顯優勢。傳喚權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工具，使委員會能夠從被調查機構獲得必要信息。在聽證會和委員會報告中呈現的信息成為歷史記錄的一部分，為國會內外的未來調查提供重要資源。

華人世界的觀察視角

從華人世界的角度觀察，美國這種監督機制的失靈具有特殊意義。在台灣，立法院對行政院的監督機制相對完善，質詢制度確保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在香港，雖然政治環境已發生巨變，但對執法機構的監督仍是公民社會關注的焦點。

這個現象也反映了民主制度的一個根本悖論：當政黨利益與制度責任發生衝突時，誰來確保權力的制衡？特別是在涉及移民執法這樣敏感議題時，政治考量往往壓過制度邏輯。

民調顯示，ICE已成為川普和共和黨的政治包袱。隨著2026年中期選舉的臨近，共和黨國會議員可能無法繼續保持沉默。然而，即使進行調查，也存在淪為政治表演的風險。政治學家發現，國會議員在公聽會期間經常進行表演性的憤怒和嘩眾取寵，這雖然有助於個別議員的選舉前景，但對增強公眾對國會合法性的集體信心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