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電影製作：創作工具還是創意殺手？

一名菲律賓裔男子走過夏威夷鄉間老家的後院，腳步踩過草地發出沙沙聲。他走向楊桃樹下的神龕，彎身查看一張1950年代髮型女性的黑白照片。突然一陣風搖動樹枝，神龕傾倒，男子被樹根絆倒撞到頭部。醒來時，他身處黑暗迷霧的森林中，一名戴著泥面具的女子持劍站在面前——

這是獨立電影導演布拉德·唐戈南短片《Murmuray》的開場。從觸感豐富的自然鏡頭到夢幻般的去飽和色調，一切都像他以往的作品。唯一的差別？這部電影是用AI製作的。

Google的創意實驗場

唐戈南是參與Google Flow Sessions的10位電影導演之一。這個為期5週的計畫讓創作者使用Google的AI工具套件製作短片，包括Gemini、圖像生成器Nano Banana Pro和影片生成器Veo。

每部作品都展現了不同的創作範疇。哈爾·沃特莫的《You've Been Here Before》融合超現實視覺與卡通風格來探討晨間例行公事的重要性，而塔比莎·斯旺森的《The Antidote to Fear is Curiosity》則是關於AI與人類關係的哲學對話。

去年底在紐約Soho House放映的這些短片，沒有一部給人「AI垃圾內容」的感覺。每位受訪的獨立電影導演都表示，AI讓他們能夠講述原本因預算或時間限制而無法實現的故事。

「我把所有這些工具，無論是可以拿起的攝影機還是生成式AI，都視為藝術家表達內心想法的方式，」唐戈南在放映後告訴記者。

工具論的背後邏輯

這種「AI只是創作者工具之一」的論述，正是Google試圖強調的訊息。隨著影片生成產品的改進，AI確實將越來越成為創作者工具箱的一部分。

2025年，Google、Runway、OpenAI、Kling、Luma AI和Higgsfield等公司的技術已遠超前一年那些詭異的、基於提示詞的新奇玩意。這個擁有數十億風險投資資金的AI影片產業，正從原型階段邁向後期製作應用。

然而，這個提供工具「民主化電影產業准入門檻」的AI豐富時代，也威脅著工作機會和創造力，可能被低品質內容的雪崩所掩埋。這種存亡攸關的局面讓創作者彼此對立：使用AI的人面臨被貼上「共犯」標籤的風險；不使用的人則可能變得過時。

問題不在於這些工具是否屬於工具箱——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它們都會到來。真正的問題是：當產業追求速度和規模勝過品質時，什麼樣的電影製作能夠存續？當個別藝術家使用相同工具創作真正有意義的作品時，會發生什麼？

大師們的抵制聲浪

電影界的反AI論據相當充分——而且來自業界最知名的人物。導演吉勒摩·德爾·托羅去年10月表示，他寧死也不願使用生成式AI製作電影。詹姆斯·卡麥隆在最近的CBS訪談中說，用提示詞生成演員和情感的想法「令人恐懼」，生成式AI只能吐出人類過往所有創作的混合平均值。韋納·荷索說他看過的AI創作電影「沒有靈魂」，「只能找到這些虛構作品的共同分母，僅此而已。」

卡麥隆和荷索的論點是，AI正在將創作的主導權從人類手中奪走，不可能用來創造他們自身生活經驗的表現。

但實際使用AI的電影導演們有不同看法。「對AI這個概念和機器感到憤怒很容易，但對製作了個人作品的人感到憤怒就比較困難了，」沃特莫告訴TechCrunch。

華人創作者的機會與挑戰

這波AI電影製作浪潮對華人世界的創意產業意味著什麼？從台灣的獨立電影到香港的商業製作，從東南亞華人導演到北美華裔創作者，AI技術可能重新洗牌整個生態系統。

傳統上，華人電影製作面臨資金限制、市場規模和技術門檻等挑戰。AI工具的普及可能為小成本製作提供新的可能性，讓更多華人故事得以被述說。但同時，這也可能加劇創作的同質化，削弱華人電影的文化特色。

電影導演凱南·麥克威廉在她的短片《Mimesis》中，堅持只使用自己掃描的植物和動物圖像，確保作品是「真正視覺語言的延伸，而非其他藝術家作品的混合體」。她到哪裡都帶著掃描器。

「我花了很多時間學習如何製作基於自己數據集的應用程式，然後將這些作為參考點，」麥克威廉說，「我選擇避免在可以用攝影機拍攝或請合作者動畫化的內容上使用AI。我的目標是為既定主題和風格解鎖新的表達形式，而不是取代我喜歡合作的人們的角色。」

效率與藝術的兩難

當今電影工作室的預算正受到拍攝成本上升、轉向串流平台和規避風險的企業整併擠壓。這意味著大筆支出被保留給可預測的收入來源（參見：第無數部漫威電影），而原創中等預算電影幾乎被放棄。

在這種情況下加入AI，可能會加劇工作室的稀缺心態，讓他們試圖替換任何可以替換的東西——演員、佈景、燈光——不管藝術和品質如何。

然而，AI帶來的效率也可能降低門檻，讓電影工作室更容易製作原創作品。即使卡麥隆也在CBS訪談中指出，生成式AI可以讓視覺特效更便宜，這可能導致更多富有想像力的科幻和奇幻電影——這些昂貴的嘗試通常只保留給《阿凡達》等既有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