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之名：美國非營利組織詐欺的真相

一個以「慈善」為名的組織，最難被懷疑——而這，正是詐欺者的最大武器。

2.5億美元消失在兒童餐桌上

2022年，美國明尼蘇達州聯邦調查人員啟動了一項調查，最終揭露了疫情期間規模最大的詐欺案之一。多個非營利組織及個人被指控從聯邦政府的兒童營養補助計畫中盜取約2.5億美元。手法直接：偽造用餐人數、提交虛假報銷申請，再將資金用於購置豪宅和名車。2025年，被告在調查啟動三年後被裁定有罪。

2026年4月，事態進一步升級。川普政府司法部對知名民權非營利組織「南部貧困法律中心（SPLC）」提出詐欺指控，該中心否認所有指控。這起起訴在法律界引發強烈關注：聯邦政府是否正在以「反詐欺」為由，對政治立場不合的非營利組織動用司法手段？

研究非營利詐欺的會計學教授莎拉·韋伯指出，SPLC起訴代表的是「政府對非營利組織採取更積極監管姿態的廣泛轉變」。

監管真空：誰在看守慈善的大門？

美國目前擁有約190萬個免稅組織。然而2024年，國稅局（IRS）僅對提交990表格的非營利組織中的660家進行審計，比例不足0.03%。

依照制度設計，非營利組織的監管責任主要落在各州司法長官身上。但根據2016年最新的全面調查，48個州及屬地中，負責監管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人員加總僅約355人。三分之一的州甚至沒有一名全職監管人員。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組織內部的防範同樣薄弱。美國認證詐欺審查師協會（ACFE）2024年報告顯示，僅有52%的非營利組織員工接受過詐欺意識培訓，相比之下，上市公司員工的比例高達83%。非營利組織每起詐欺案的典型損失約為7萬6千美元，約為所有類型詐欺案平均損失（14萬5千美元）的一半。

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為川普政府的行動辯護稱：「公共資金和免稅地位要求公共問責。」批評者則擔憂，當「問責」成為選擇性執法的外衣，真正的受害者可能是公民社會本身。

捐款者的善意，如何成為漏洞

問題還有更深的一層。長期以來，Charity Navigator、Candid等評鑑機構以「行政費用比率低」作為非營利組織品質的衡量標準。這一邏輯看似合理，卻製造了反效果：為壓低行政開支，許多組織選擇不投資詐欺防範機制。

此外，一旦發現內部詐欺，組織往往因擔心聲譽受損而選擇隱瞞。2023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詐欺事件曝光後捐款明顯下降，媒體報導後下降幅度更大。但研究同時發現，展現透明度、積極追回損失並採取預防措施的組織，捐款流失相對較少。

假慈善的案例屢見不鮮。2023年，以服務無家可歸退伍軍人為名的「Providing Hope VA」籌得逾900萬美元，資金卻全數流入創辦人個人帳戶，其人於2025年被判入獄21個月。更廣為人知的是唐納德·J·川普基金會，該基金會於2019年在紐約州調查後解散，原因是將慈善捐款違法挪用於政治目的。

對華人社會的啟示：信任不能替代制度

這場美國的治理危機，對華人世界並非遙遠的故事。台灣的公益勸募制度近年持續完善，但監管資源仍然有限；香港的慈善法制在政治環境轉變後面臨新的挑戰；東南亞的華人公益組織則長期依賴社群信任而非正式問責機制運作。

中國大陸自2017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實施以來，對境外NGO採取嚴格管制，但對境內組織的監管透明度仍有爭議。相比之下，台灣的公民社會雖然更為開放，但在詐欺防範的制度建設上，與美國相比同樣存在落差。

ACFE建議所有組織——無論營利或非營利——建立支出分析程序與內部舉報熱線。問題不在於是否信任，而在於信任能否被制度所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