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之死：貝佐斯如何殺死150年民主堡壘

我們正在目睹一場謀殺。

今天早晨，華盛頓郵報的管理層在線上會議中宣布：關閉體育部門和書評版面，終止招牌播客節目，大幅削減國際和都會新聞部門。然後讓員工等待一封郵件，告訴他們是否還有工作。這是億萬富翁傑夫·貝佐斯和他任命的發行人威爾·路易斯，摧毀這份150年歷史報紙的最新行動。

從水門案開始的傳奇

水門案始於一則地方新聞。1972年6月18日晚上，當夜班編輯馬蒂·韋爾聽到警方無線電傳來五個字：「水門大廈門開了」時，一切開始了。

第一篇報導「5人因竊聽民主黨辦公室陰謀被捕」刊登在隔日頭版。夜班犯罪記者吉恩·巴欽斯基獲得關鍵線索：一名逮捕警官讓他瞥見其中一名竊賊的通訊錄，上面潦草寫著「H Hunt. WH」和一個直通白宮的電話號碼。

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在那個週日接手報導，最終推翻了一位總統。但這也是華盛頓郵報典型的報導方式——編輯部全體合作，執著且無畏地追求真相，讓權力負起責任。

「我們是第二名，所以更努力」

不是紐約時報的地位反而帶來自由。被迫用更少資源做更多事情，創造了——也要求了——一種同事情誼與合作的文化，願意實驗和冒險的精神，以及某種頑皮的特質。

「郵報有種『愛維士心態』：『我們更努力』」長期在郵報工作、現在The Athletic的麥克·塞梅爾說道。他引用的是租車公司愛維士1962年著名的廣告活動，該公司擁抱自己在赫茲之後的第二名地位，承諾更好的客戶服務，結果提升了營收。

處於劣勢是解放性的。

華人媒體的警示

這個故事對華人世界的媒體生態具有深刻意義。從香港媒體的變化，到台灣媒體面臨的挑戰，再到東南亞華文媒體的生存困境，我們看到了相似的模式：當媒體的所有權與其新聞使命發生衝突時，往往是新聞專業主義遭受損失。

在中國大陸，國有媒體的角色定位與西方私有媒體截然不同。但華盛頓郵報的案例提醒我們，無論在哪種體制下，媒體的公共責任與商業利益之間的平衡都是關鍵議題。

對於海外華人社群而言，這更是一個關於資訊多元化的警告。當重要的新聞機構被削弱時，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個資訊來源，更是一個理解複雜世界的重要視角。

正在失去的文化

華盛頓郵報的力量一直在於其跳動的人性，那種讓每個個體能夠產出遠超自己單獨能力的偉大成果的活力團隊合作。

記者們分享電話號碼和筆記內容，邀請同事參加與消息來源的午餐和聚會，在Slack上花時間逗彼此笑。對於正在進行危險或情感消耗性報導的朋友和同事，定期發送「健康檢查」訊息是常態。

「很難向外人解釋，」塞梅爾說道。當其他人慶祝獨立日時，一代又一代的郵報記者必須在林肯紀念堂旁被太陽烤焦的草地上度過節日下午，為隔天的報紙撰寫報導。「大衛·法倫霍爾德在贏得普利茲獎之前，曾在7月4日站在國家廣場上。」

不只是商業決策

這不僅僅是一個商業故事。貝佐斯和路易斯正在做的，是拆解一個150年來一直服務於民主的機構。他們似乎不理解郵報曾經是什麼、現在仍然是什麼，以及可能成為什麼。

郵報的記者們展現了真正的變革意願——甚至是渴望——在媒體轉型時期表現出創意和創新精神。但其高管似乎不知道該如何領導它。在這裡的眾多失敗中——領導力、管理、商業、想像力、勇氣的失敗——實際的新聞工作依然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