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演算法成為被告：陪審團裁定Meta與Google須為少女心理創傷負責

一個女孩的證詞，讓陪審員落淚；300萬美元的賠償，讓兩家市值合計超過3兆美元的科技巨頭首次在法庭上低頭。

發生了什麼事

2026年3月25日，洛杉磯陪審團經過9天審議，裁定Meta與Google對一名女性的心理健康損害負有責任。原告凱莉（案件文件中以縮寫「KGM」稱之，因相關事件發生於她未成年期間）現年20歲，她主張自己對Instagram和YouTube產生「危險性依賴」，導致焦慮症、憂鬱症、自傷行為及身體臆形症。

陪審團裁定兩公司須支付300萬美元補償性賠償，其中Meta承擔70%、Google承擔30%。這一比例反映了Instagram在本案中所扮演的更核心角色。

對於這兩家公司而言，這筆錢幾乎微不足道——Meta光是2025年第四季的營收就高達約600億美元。但原告律師、社群媒體受害者法律中心創辦人馬修·伯格曼說得直白：「這項裁決的意義遠超這間法庭。它建立了一個框架，說明陪審團願意在可預見傷害獲得證明時，追究科技公司的責任。」

Meta發聲明表示「尊重地表達異議，並評估法律選項」；Google則宣布上訴，並強調「YouTube是負責任設計的串流平台，而非社群媒體網站」。

這場訴訟為何不同以往

過去，科技平台受到美國《通訊端正法》第230條的保護，通常不須為用戶發布的內容負責。但這次，主審法官卡洛琳·庫爾做出了關鍵裁定：演算法推薦、影片自動播放、推播通知等「設計功能」本身，可以成為訴訟標的。

換言之，被告席上的不是某條有害貼文，而是平台的設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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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律師馬克·拉尼爾以生動比喻貫穿整場訴訟：他將社群媒體公司比作「獵捕羚羊的獅子」，將其產品比作香菸、餐廳裡讓人不自覺一口接一口的免費玉米片，以及蛋糕裡的泡打粉——一小匙就能決定整個成品的命運，正如Instagram和YouTube對凱莉人生所造成的超乎比例的影響。

Meta的辯護策略則聚焦於其他致因：凱莉與母親的緊張關係、姐姐因飲食失調住院等家庭背景。一位前治療師作證稱，社群媒體在諮商中「幾乎不曾被提及」；另一位則表示社群媒體是「促成因素之一，但非主因」。儘管如此，陪審團仍站在原告一方。

不只一個判決，而是一堵牆的開始

這場裁決並非孤立事件。就在前一天，新墨西哥州檢察長勞爾·托雷斯提起的另一案中，Meta被裁定須支付3億7500萬美元罰款，理由是其平台設計使兒童暴露於網路掠食者的風險之中，違反州消費者保護法。托雷斯宣稱：「新墨西哥州驕傲地成為第一個在法庭上讓Meta承擔責任的州。」

接下來的訴訟浪潮更為龐大。今夏，洛杉磯將開審另一件類似案件，原告為一名以縮寫「RKC」代稱的未成年男性，主張社群媒體成癮導致其出現自殺意念、身體臆形症及憂鬱症。與此同時，在奧克蘭進行的大規模多地區訴訟（MDL）彙集了數千件個人傷害訴訟，其中包括肯塔基州一個學區，主張社群媒體對學生造成的分心與危害已構成「公共妨害」。

康乃爾大學法學教授詹姆斯·格里梅爾曼將這場審判稱為「一堵潛在高牆的一塊磚」。許多人將這一系列訴訟比作1990年代終結大菸草時代的法律攻勢，但學者提醒：類比並不完美。英國巴斯斯帕大學心理學教授皮特·埃切爾斯指出：「我們討論的不是一種可以被人體吸收、具有可量化化學效應的生物物質。」

華人世界的視角：監管的岔路口

這場判決在亞洲科技生態中引發的漣漪，值得細思。

在台灣，數位部近年積極推動平台透明度立法，青少年網路使用時間與心理健康的關聯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美國這場判決若成為國際先例，可能加速台灣本地對「演算法設計責任」的立法討論。

在香港與東南亞華人社群，Instagram、YouTube、TikTok的滲透率極高，青少年的螢幕使用時間普遍偏長。然而，當地的法律框架和消費者保護機制，距離美國式的集體訴訟仍有相當距離。

最耐人尋味的對比，或許來自中國大陸。微信、抖音（TikTok的中國版本）等平台在政府監管下，對未成年人的使用時間已設有強制限制——抖音規定18歲以下用戶每日使用上限為40分鐘，夜間自動鎖定。這種由國家主導的「設計干預」，與美國訴諸法院的路徑截然不同。哪一種方式更能保護青少年？這個問題，本身就值得深思。

對於在全球市場運營的科技企業而言，無論其總部在矽谷、首爾還是深圳，這場判決都在提出同一個問題：當你的產品設計被證明對用戶有害，「我們不知道」或「用戶自己選擇」，還能成為免責的理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