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刷到的那條影片，可能是「買來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刷到一段影片，字幕寫著「他說的這句話讓我震驚」，點進去看完，卻完全沒有任何驚人之處，只剩一種被騙的空虛感？那段影片，很可能不是演算法「恰好」推給你的——而是有人花錢讓它出現在你眼前。

什麼是「剪輯行銷」？

The Verge 記者米亞·佐藤（Mia Sato）近期的深度調查揭露了一個快速擴張的產業：企業和名人支付費用，委託數千名匿名帳號將長篇內容剪成短片，大量投放到 TikTok、Instagram Reels、YouTube Shorts 和 X（前身為 Twitter） 等平台，藉此人工製造「自然爆紅」的假象。這種手法被稱為「剪輯行銷（Clipping）」。

規模有多大？一個名為 Clavicular 的創作者，旗下管理著 62,000 名剪輯者。光是 2024 年 3 月至 4 月這一個月，就有 1,600 名剪輯者為他產出數萬支影片，累積數十億次觀看。剪輯者的平均月收入約 3,000 美元，表現突出者甚至達到數萬美元。

使用這種服務的客戶遠比想像中多元：電視節目 RuPaul's Drag Race、AI 公司 Perplexity、遊戲 Call of Duty，乃至美國政治候選人，都曾委託剪輯行銷活動。粗略的市場行情是：花 1 萬美元，就能「買到」一波病毒式傳播。

看不見的廣告，與監管的真空

傳統廣告有明確標示，但剪輯行銷的核心邏輯，恰恰是讓付費內容看起來像自然生成的內容。即便有揭露，也往往藏在 hashtag 深處，例如「#PoweredByPerplexity」或「#Sponsored」，絕大多數使用者根本不會注意到。

更嚴重的是，部分案例完全沒有任何揭露。佐藤的調查發現，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名共和黨國會候選人委託了剪輯行銷活動，卻完全沒有標示為政治廣告——這在美國選舉法規下可能構成違法。

這個問題在華人世界同樣值得警惕。台灣的 公平交易委員會 雖然對業配文有規範，但針對透過海外平台、匿名帳號操作的剪輯行銷，現行法規存在明顯的灰色地帶。香港和東南亞各國的情況類似——監管架構的設計速度，遠遠跟不上商業模式的演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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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抖音（TikTok 的國內版本）和 微信 等平台在監管壓力下，對商業內容的揭露要求相對較嚴格，但「達人帶貨」和「種草」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付費內容推廣，只是在不同的規則框架下運作。兩者在本質上都是「讓廣告看起來不像廣告」，只是透明度要求有所差異。

當「短片」成為目的，「完整內容」還有意義嗎？

佐藤在報導中寫下了一段被廣泛轉傳的文字：

這個問題的重量，遠超過一個媒體人的自我懷疑。調查報導需要時間與篇幅；紀錄片需要敘事弧線；深度訪談的價值在於完整的脈絡——這些都是無法被30秒短片捕捉的東西。然而當創作者被迫思考「這個內容能剪出幾個爆款片段」，內容的生產邏輯就從根本上改變了。

對於台灣、香港、新加坡的內容創作者和媒體機構而言，這個壓力已經是現實。中文媒體環境中，訂閱制長文報導的讀者基礎本就薄弱，當流量進一步向短片集中，嚴肅內容的生存空間將面臨更大的擠壓。

不同立場，不同算盤

從剪輯者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新型態的零工經濟——不需要特殊技能，在家即可操作，只要懂得讀懂演算法偏好，就能獲得穩定收入。在東南亞和部分華人社群中，這種「演算法勞動」已經形成了小型的地下產業鏈。

對 Meta、TikTok、X 等平台而言，剪輯行銷在短期內推高了互動數據，但長期來看，當使用者意識到自己的動態牆被付費內容充斥，信任感的流失將是更大的代價。

對廣告主而言，剪輯行銷的吸引力在於成本效益遠高於傳統廣告，且難以被識別為廣告。但這種優勢建立在資訊不對稱之上，一旦監管收緊或使用者意識提升，這個商業模式的根基就會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