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通過死刑法：民主國家能對不同族群適用不同法律嗎？

一個自稱民主的國家，可以對不同族群適用不同的絞索嗎？

2026年3月30日，以色列議會（克奈塞特）以62票對48票通過了一部死刑法。在以色列近80年的建國歷史中，司法處決只發生過一次——1962年，對納粹大屠殺主要策劃者阿道夫·艾希曼的執行。這唯一的例外，如今成了新法律的起點，而非終點。

兩套法庭，一個族群的絞刑架

這部法律的核心，不在於「死刑」本身，而在於誰會被判死刑。

法律建立了兩條平行的司法軌道。第一條：以色列民事法院可對「意圖否定以色列國存在」的殺人罪判處死刑。第二條：約旦河西岸的軍事法庭，對被認定為恐怖主義的殺人案件，必須強制判處死刑，終身監禁僅在「特殊情況」下才被允許。更關鍵的是，軍事軌道的死刑必須在判決後90天內執行。

問題的核心在此：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1967年起就只能在軍事法庭受審。這些法庭的有罪判決率約為96%，而定罪依據往往是在強制條件下取得的口供。相比之下，同樣生活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則在民事法院受審。

同一片土地，兩套法律——這部法律做的，不過是將這個長期存在的雙重標準，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寫入法典。

這不是偶然，而是數十年政治積累的結果

理解這部法律，必須回到更長的歷史脈絡。

1977年，班傑明·內塔尼亞胡所在的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首次執政，西岸定居點在以色列法律下獲得合法地位。此後數十年，定居點持續擴張，儘管在國際法上仍屬違法。今天，定居者約佔以色列人口的6%，但其政治影響力遠超這一比例——他們滲透進軍事領導層、政府部會與黨內初選，系統性地重塑了制度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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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聯合政府中，財政部長貝薩萊爾·斯莫特里奇與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的意識形態主張猶太人對整個歷史巴勒斯坦擁有神聖主權，視任何領土妥協為政治與神學上的不可能。

斯莫特里奇將管理巴勒斯坦民政事務的「民政局」從軍方移交至財政部監管，削弱了對定居點擴張的制度性制衡。本-格維爾則發放了超過10萬張新槍照，並讓定居者優先獲得武器。國家安全機器與定居者激進主義之間的界線，已幾乎消失。

嚇阻？還是報復？

法律支持者提出兩個論點。其一是嚇阻效果；其二是防止「人質換囚犯」交易。2011年的吉拉德·沙利特交換案，以色列釋放了超過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換回一名以色列士兵——其中包括後來主導2023年10月7日攻擊的哈馬斯領導人葉海亞·辛瓦爾。

然而，包括以色列國防軍與情報機構辛貝特在內的高層安全官員，對此提出異議。他們的立場是：沒有證據顯示死刑能夠嚇阻恐怖主義。

研究比較威權主義的學者長期指出，對特定群體選擇性適用嚴酷刑罰，是非自由主義治理的典型特徵。以色列的案例之所以格外值得關注，在於它呈現了一種特殊的矛盾結構：對本國公民維持民主制度，同時對被管轄的另一群人實施日益強制性的統治。

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這個問題，對於生活在不同政治體制下的華人讀者，有著多層次的意涵。

從台灣的視角看，這是一個關於民主韌性的警示：民主制度可以在不被正式廢除的情況下，通過法律的選擇性適用而逐步空洞化。台灣長期關注自身的民主鞏固，以色列案例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對照。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中國大陸長期在聯合國場合支持巴勒斯坦立場，這部法律的通過，預計將進一步強化北京在國際論壇上對以色列的批評立場，並可能成為中東外交佈局的新槓桿點。

對東南亞的穆斯林多數國家——馬來西亞、印尼、汶萊——而言，這部法律將加劇與以色列本已緊張的關係，並可能影響區域內的外交與貿易往來。

更根本的問題是：當一個國家以「安全」或「神聖使命」為由，對特定族群適用不同的法律標準時，國際社會的反應能否真正形成有效約束？這個問題，在不同地緣政治情境下，對每個讀者都有不同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