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的面具：GCC為何一再上演「同仇敵愾」

伊朗攻擊波斯灣六國、封鎖荷姆茲海峽，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再度展現公開團結。但歷史表明，這種團結是危機的產物，而非常態。解讀中東最複雜的地緣政治結構。

荷姆茲海峽封鎖，全球20%的石油供應戛然而止。這不是推演，而是2026年2月正在發生的現實。

吉達峰會：一場精心設計的展示

2026年4月28日，海灣合作委員會（GCC）代表齊聚沙烏地阿拉伯城市吉達。卡達埃米爾謝赫塔米姆·本·哈馬德·阿勒薩尼將此次峰會定性為「統一的海灣立場」的體現。六國發出明確警告：攻擊任何一個成員國，即視同攻擊全體。對於伊朗宣稱擁有荷姆茲海峽控制權的主張，GCC予以斷然拒絕。

畫面看起來強而有力。然而，對於長期追蹤海灣政治的分析師而言，這一幕並不陌生。伊朗一再完成了外部調解者從未做到的事：將內部分歧深重的海灣阿拉伯國家，暫時推向同一陣線。

但這種團結究竟有多深？歷史給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

理解GCC，必須從1979年說起。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不只是一次政權更迭，而是一種可輸出的什葉派革命意識形態的誕生。對遜尼派主導的海灣君主國而言，這既是外部威脅，也是內部不穩定的潛在引信。

同年，麥加大清真寺遭伊斯蘭激進分子佔領，進一步暴露了海灣政權面對宗教動盪的脆弱性。內外夾擊之下，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於1981年共同建立GCC。這個組織名義上是經濟與政治合作平台，實質上是以阿拉伯遜尼派君主制認同為基礎的安全聯盟。

然而，裂縫從一開始就存在。沙烏地阿拉伯警惕美國施壓改革；科威特憂慮伊拉克；巴林擔心伊朗對境內什葉派人口的滲透；阿聯酋對伊朗及龐大的外籍勞工問題保持戒心；阿曼與卡達則選擇更獨立、更平衡的外交路線。「共同威脅」讓各國坐上同一張談判桌，但桌面之下，各自的算盤從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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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伊拉克戰爭移除了伊拉克這個制衡伊朗的地區砝碼，伊朗的影響力隨之擴張，GCC內部的路線分歧也愈發明顯。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將伊朗視為必須遏制的直接戰略威脅；卡達與阿曼則堅持對話與斡旋。

這種分歧在2017年卡達外交危機中達到頂點。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對卡達實施全面封鎖，指控其支持伊斯蘭激進組織、與伊朗關係過密。遭到孤立的卡達被迫借道伊朗的領空與貿易路線，反而強化了與德黑蘭的關係——這是GCC內部矛盾最具諷刺意味的一幕。封鎖直至2021年1月才告終結。

轉折點出現在2025年6月。伊朗為報復美國與以色列的攻擊，首次直接打擊了卡達境內的美軍基地——這是德黑蘭對GCC成員國的第一次直接軍事攻擊。2026年2月，伊朗對六個成員國全面出擊，並封鎖荷姆茲海峽，引發GCC成立以來最嚴峻的危機。

荷姆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每天通過這條水道的石油約佔全球供應量的20%，其中大部分流向亞洲。

對於華人世界而言，這場危機的衝擊是直接而具體的。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海灣地區是其最重要的供應來源之一。荷姆茲封鎖不僅推高油價，更對中國製造業的成本結構造成壓力。台灣、南韓、日本同樣高度依賴中東能源，亞洲各地的石化、鋼鐵、航運產業均面臨直接衝擊。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在這場危機中的角色頗為微妙。北京與德黑蘭維持著深度的經濟合作關係，同時又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有著龐大的貿易往來。2023年，中國曾斡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一度被視為中東新仲裁者的登場。然而，當伊朗對GCC發動攻擊，北京的斡旋空間究竟有多大，目前仍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吉達峰會的團結宣言是真實的，但也是有條件的。

阿曼極可能仍在維持與德黑蘭的秘密外交管道。卡達與伊朗共享北方氣田/南帕爾斯氣田這一巨型天然氣儲藏，兩國之間存在難以切斷的經濟紐帶。阿聯酋剛剛宣布退出OPEC，顯示其在能源政策上的獨立姿態。當戰爭結束，各國幾乎必然回歸各自的國家戰略軌道。

這並非GCC的失敗，而是其結構性特徵。將GCC視為一個高度整合的軍事同盟是誤讀；將其視為一盤散沙也過於輕率。更準確的描述，或許是一個讓協調與分歧得以共存的框架——危機時公開團結，平時各行其是。

這種雙軌結構有其現實邏輯：各國規模、資源稟賦、對外依存度各異，統一的戰略難以長期維繫。但在荷姆茲危機這樣的極端情境下，即便是表面的團結，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信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