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改變AI的機會，正在被2%的數字扼殺

當 Sri Ramaswamy 在矽谷向創投家推銷她的AI保險理賠產品時，她預期會被問及技術細節和成長計畫。結果，投資人問的是：「妳的團隊還有誰？」一位資助者甚至直言：「如果妳有個白人男性執行長，妳就能拿到支票了。」

這不是個案。在美國，女性創業家去年僅獲得約 2% 的創投資金——這個數字多年來幾乎沒有變化。而移民女性創業家的處境更加艱難，她們同時面對種族歧視和性別偏見的雙重挑戰。

AI熱潮中的隱形障礙

2025年，AI公司獲得約2,110億美元投資，佔全球創投資金的一半。在這場史上最大的科技投資潮中，至少有一位女性創辦人的公司獲得約 20% 的資金。但純女性團隊的公司表現更糟——美國的女性創業公司獲得的資金比例，甚至低於拉丁美洲（4%）和非洲（5%）。

哥倫比亞商學院 教授 Angela Lee 指出，問題不在於能力，而是「不平等的資訊獲取、可信度和社會資本」。對移民女性創業家來說，這種偏見更加複雜：「她們同時面對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再加上文化差異、口音偏見，以及無法接觸美國精英網絡。」

女性創業家經常被形容為「謹慎」、「缺乏經驗」、「情緒化」，在募資過程中被問及風險和潛在損失的問題比男性多。更令人震驚的是，女性在提案會議中被打斷的次數比男性多近五倍，被問及個人承諾和家庭狀況的問題是男性的兩倍。

刻板印象的雙面刃

移民背景為這個問題增添了更多層次。雖然來自印度和中國的移民男性在美國被刻板印象化為技術和金融專家，但這種「優勢」並未延伸到女性身上。Rittenhouse Ventures 合夥人 Sushma Rajagopalan 表示：「女性面臨的標準更高，她們往往起步較晚，因此還要面對年齡歧視。」

對於來自非科技強國的女性創業家，挑戰更加嚴峻。Sisters 是一個專為中亞女性創業家成立的矽谷網絡，創辦人 Assel Seitova 說：「許多創辦人需要先向投資人介紹自己來自哪裡，然後才能談論她們正在建造什麼。」

不過，近年來也有突破性的成功案例。來自哈薩克的 Zhanel Nugmanova 共同創辦的生技公司 Valinor 獲得 1,300萬美元 種子輪融資；由哈薩克的 Assel Tuleubayeva 和吉爾吉斯的 Aizada Marat 創辦的法律AI工具 Alma 去年募得 800萬美元。

網絡效應與制度性偏見

問題的根源在於網絡。男性長期利用常春藤聯盟大學的校友網絡，這些網絡也主導著美國創投業。印度男性同樣能接觸到印度理工學院等精英科技學校的校友網絡——Khosla Ventures 創辦人 Vinod Khosla 就是IIT校友。但女性在這些機構中佔比較小。

AI數據聚合平台Daxe 創辦人 Erika Bahr 指出：「歷史上，投資人喜歡投資長得像他們的人——所以男性喜歡投資男性，投資那些上同一所學校的男性。」她認為，美國多數創投公司缺乏女性合夥人，這影響了女性創業家的資金獲取和能見度。

加州新法：改變的契機？

今年四月起，加州的創投公司必須根據新法律揭露投資組合公司的人口統計資訊。考慮到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創投公司位於加州，這項法律可能推動更多對女性和少數族裔創業公司的投資。

但改變能否及時到來？Angela Lee 警告：「在當前的AI熱潮中，公司獲得資金的時間更早、速度更快、金額更大，所以女性創業家有很多東西要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