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移民之前，人類先得搞清楚自己的身體

一個人類從未真正回答過的問題正在變得緊迫：我們的身體，究竟能承受多遠的旅程？

太空對人體做了什麼

2026年4月，阿提米絲二號任務正在執行兩項關鍵實驗——「AVATAR」（虛擬太空人組織類比反應）與「ARCHeR」（乘員健康與準備狀態研究）。這是人類迄今為止最系統性地記錄太空旅行對人體影響的嘗試之一。

自1961年尤里·加加林首次進入太空以來，踏上這段旅程的人類總計不過600餘人，其中女性僅佔約六分之一。這個樣本規模，對於一門試圖理解「人體在極端環境下如何運作」的科學來說，實在過於有限。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NASA於2019年發表的「雙胞胎研究」。同卵雙胞胎中的史考特·凱利在國際太空站（ISS）待了一年，而兄弟馬克留在地球。結果顯示：史考特的端粒（染色體末端的DNA片段）在太空中變長，返回地球後大致恢復正常，但這可能意味著輻射誘發的DNA損傷與潛在癌症風險。他還出現了心血管變化，以及短暫的認知功能改變。

連身體條件最頂尖的人都承受了這些變化，那麼一般人呢？

火星有多遠，不只是距離的問題

NASA計畫最早在2030年代將人類送上火星。火星距地球通常約2.2億公里，單向通訊延遲最長達20分鐘。一旦發生醫療緊急狀況，地球端的遠程醫療指示根本來不及傳達，更無法折返。這意味著，前往火星的乘組員必須具備完全自主的醫療能力。

UCLA宇宙醫學計畫主任海格·安塔布利安指出，就像懷孕會讓身體產生複雜而獨特的變化，太空飛行同樣會引發顯著的生理改變，需要專門的醫學領域來應對。而這個領域——宇宙醫學——目前仍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約75年的歷史中，真正系統性的研究才剛起步。

火星的環境挑戰遠不止於距離。火星擁有有毒塵埃、缺乏可呼吸的大氣層，重力僅為地球的約40%。地球的全球磁場保護我們免受有害輻射，而火星的磁場只是局部性的，無法提供同等保護。NASA的一份2023年白皮書估計，健康的太空人在執行1,000天火星任務後，終生死於癌症的風險將增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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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研究，如何改變地球醫療

這裡有一個常被忽視的邏輯：投資宇宙醫學，不只是為了去火星，更是為了讓地球上的人活得更好。

1972年阿波羅17號任務中用於月球攝影的數位成像技術，後來成為CT掃描與MRI發展的關鍵基礎。為太空人設計的遠程健康監測工具，如今已廣泛應用於醫院。這條「太空到地球」的技術轉移路徑，已有前例。

微重力環境帶來的研究機會尤其值得關注。Space Tango公司業務發展總監謝爾比·吉薩表示，在微重力條件下，地球上需要數十年才能顯現的阿茲海默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幾週內就能觀察到類似的疾病輸出結果」。這意味著研究週期可以大幅壓縮，醫療突破的速度可能因此加快。

在藥物研發方面，微重力環境能生成更均勻的蛋白質晶體，有助於改善藥物的注射性並降低冷藏需求。宇宙生技新創公司 Prometheus Life Technologies 共同創辦人拉斐爾·羅特根估計，利用患者自身幹細胞培養的3D類器官進行肝臟再生與移植，可能在20年內成為現實——由於組織來自患者本身，免疫排斥風險極低。

對於正面臨人口老化、器官移植需求龐大的台灣與整個華人世界而言，這不是遙遠的科幻情節。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家庭負擔、癌症治療的高昂成本——這些現實問題，或許都與宇宙醫學的進展存在意想不到的連結。

誰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然而，這個領域的進步並非沒有盲點。

研究者肖娜·潘迪亞（國際太空航行科學研究所）指出，AI系統雖然可以協助飛行中的醫療診斷，但訓練數據的代表性是一大隱憂。由於進入太空的人類絕大多數是男性，AI模型可能在女性或其他多元體質的生理變化預測上出現偏差。

生物學家凱利·溫納史密斯（著有《火星上的城市》）更直接指出，宇宙定居會議上，女廁從來不需要排隊——這個細節折射出整個領域的性別失衡。人類在太空中的生殖與發育研究嚴重不足。目前，從未有人在懷孕狀態下進入太空，也沒有已知的人類在太空中受孕。而一個能夠自給自足的火星定居地，終究需要面對這些問題。

溫納史密斯的立場是：在充分理解並降低風險之前，不應急於推進火星定居，即使這需要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這與伊隆·馬斯克希望在2050年前在火星建立擁有100萬人的自給自足城市的時間表，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場「快」與「慢」的爭論中，亞洲的聲音幾乎缺席。中國的太空計畫雖然快速發展，但在宇宙醫學的國際合作與數據共享方面，仍存在相當程度的隔閡。這意味著，當宇宙醫學的研究成果最終轉化為醫療應用時，誰掌握數據、誰制定標準，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地緣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