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惡人類，是一種進步還是逃避？

如果有人告訴你，「人類滅絕對地球更好」，你會怎麼回應？

這不是邊緣言論。在氣候危機、物種滅絕、社群媒體撕裂社會的當下，一種深層的「反人類情緒」正悄悄蔓延——而這股情緒，正在被一場更有組織的思想運動所吸收和利用。

從「厭惡人類」到「升級人類」

跨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的邏輯，乍聽之下頗為合理：既然現在的人類如此不完美，何不用科技讓我們進化？腦機介面、AI輔助道德判斷、將意識上傳雲端以獲得永生——這個從矽谷科技富豪到學術哲學家都有擁護者的運動，正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愈來愈多的關注。

愛丁堡大學科技哲學家、《The AI Mirror》作者Shannon Vallor，對這一現象有清醒的診斷。她指出，跨人類主義的崛起，根植於當代社會的深層疾病：「數位科技和社群媒體讓世界愈來愈碎片化、疏離化。人們比以往更忙碌、更疲憊、更孤獨、對未來更不確定。我們對同類的信任，正處於低谷。」

問題在於，人們沒有追問孤獨和疏離的結構性根源——社會網絡的瓦解、機構信任的崩潰——而是直接跳到結論：「人類本身就是問題所在。」Vallor將此視為一種知識上的錯位：把社會病症的症狀，誤認為是一種「更開明的世界觀」。

「物種歧視」的陷阱

跨人類主義者常用「物種歧視主義（speciesism）」這個詞來批評人文主義者——認為把人類視為特殊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偏見。

這個論點在邏輯上具有誘惑力。承認動物也有感情和智識，是人類道德進步的體現；那麼，「人類並不比其他存在更重要」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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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Vallor在此看到了根本性的誤解。「人類不應將其他生物視為工具，這一點是對的——但原因不是人類微不足道，而是因為人類的價值與整個生命系統的價值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否定人類的重要性，並不是對物種歧視的糾正，而是對相互依存關係的誤讀。

這一點在華人文化語境中有特殊的共鳴。儒家的「仁」、道家的「天人合一」、佛教的眾生平等觀——這些傳統思想既非「人類中心主義」，也非「人類虛無主義」，而是強調人在關係網絡中的責任與位置。從這個角度看，西方跨人類主義的「超越人類」敘事，對許多華人讀者而言，可能反而顯得文化上相當陌生。

舊人文主義的侷限與新人文主義的可能

Vallor並不為古典人文主義辯護。她直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留下的人文主義遺產，有其深刻的缺陷：它預設了一個「完全自主的理性個體」作為理想人格，這個理想在性別和種族上都帶有特定的偏見，且忽視了維繫社群的照護網絡。

但她同樣反對那種「人類有固定本質，科技會讓我們偏離本質」的保守人文主義。「人類從來就不是靜態的類別，」她說。從語言、工具、建築到眼鏡、抗憂鬱藥，人類始終在改變自身。哲學家奧爾特加·伊·加塞特所說的「自我製造（autofabrication）」——每天早晨醒來，決定是否要過得與昨天不同——才是人類真正獨特之處。

在這個框架下，問題不是「是否應該用科技改變人類」，而是「以什麼價值觀、為了誰的利益、在誰的控制下改變」。

這個問題對華人世界而言並不抽象。當中國大陸的科技巨頭在腦機介面、AI倫理、基因編輯等領域快速推進，當台灣、香港、東南亞華人社群在全球科技治理的框架中尋找自身定位，「誰來定義人類的未來」這個問題，已經具有清晰的地緣政治維度。

烏托邦作為控制工具

Vallor對跨人類主義最犀利的批評，或許是這一句：「不用擔心你現在所處的封建處境，因為無限豐盛的世界即將降臨。」

她指出，這個敘事結構與基督教的「天堂許諾」在邏輯上如出一轍——馬爾科姆·X稱之為「天上的餡餅、死後的天堂」。它有效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當下的結構性問題上移開，用一個遙遠的夢想消解了改變現實的壓力。而歷史上，烏托邦往往是威權主義最順手的工具之一。

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一種「紮根於當下」的哲學：「可持續性、照護、團結、互助，以及修復我們賴以存活的系統。」這不是跳躍式的超越，而是夯實地基的工作。

「當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從恐懼中解放出來，不再感覺自己在一艘救生艇上——那時，人類的創造力才會自然湧現。」超越不是被給予的，而是從安全感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