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不平等預示反抗：AI時代的財富集中危機

美國科技巨頭財富暴漲引發課稅反彈，從加州到紐約的政策實驗揭示AI經濟下的新階級矛盾。這對全球資本主義意味著什麼？

當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擁有93%的股票時，這不僅僅是統計數字，而是社會結構即將崩塌的警訊。

BlackRock執行長拉里·芬克在今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格外引人深思。他拋棄了世界經濟論壇長期倡導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轉而提出「更廣泛的所有權」概念。「繁榮不能只用GDP或全球最大公司的市值來衡量，」他說，「必須看有多少人能看到它、觸及它，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未來。」

從紐約到加州的反撲浪潮

佐赫蘭·馬姆達尼能夠當選紐約市長，正是因為他承諾對富人徵稅，用於提供免費托兒服務和交通補貼。在加州，最大的服務業工會正在收集簽名，推動對億萬富翁淨資產徵收5%追溯稅的公投提案，目的是補貼因聯邦醫療預算削減而受影響的數百萬加州居民。

洛杉磯也在考慮對高管薪酬超過員工薪資中位數50倍的企業增稅。法國議會則激烈辯論對資產超過1億歐元（約1.2億美元）的富人徵收2%直接財富稅。

這些現象背後的邏輯很清楚：當億萬富翁購買6000萬美元豪宅時，普通民眾卻買不起中位價100萬美元的房屋。當州內約200名億萬富翁受益於川普減稅政策時，數百萬居民卻面臨醫療保險費用翻倍的困境。

AI的崛起可能重演同樣的模式。早期收益流向模型、數據和基礎設施的擁有者，其他人的處境如何仍是未知數。正如芬克所言：「如果AI對白領工作的影響如同全球化對藍領工作的影響，我們需要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個趨勢同樣值得關注。在台灣，台積電等科技龍頭在AI晶片領域的領先地位帶來了巨大收益，但這些收益如何惠及更廣泛的社會？在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金融中心，科技投資的集中是否會加劇已有的貧富差距？

中國大陸雖然通過「共同富裕」政策試圖解決類似問題，但其方式與西方民主社會的討論截然不同。美國的經驗可能為其他華人社會提供不同的思路。

有趣的是，解決方案可能來自矽谷內部。一些具有社會意識的科技巨頭提出了創新想法：要求市值超過特定門檻的上市公司每年將其市值的2%以股票形式繳納「生產力與財富分享稅」，建立補充社會保障的主權財富基金。

在這個計畫中，每個成年美國人（條件是積極參與選舉投票）都將獲得一個與股市掛鉤的合成證券帳戶，必須持有至少20年以獲得複利增長。提取時的資本利得免稅。這個構想讓公民真正擁有經濟所有權，同時承擔公民參與的義務。

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反對對個人億萬富翁徵收財富稅，理由是「我們面臨與其他49個州的競爭現實」。但他支持在國家層面進行討論。

一個可能的妥協方案是：不對個人億萬富翁徵收一次性稅收，而是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值徵收適度的年度稅收，專門捕捉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這將創造穩定的收入來源，既能減輕醫療保險成本，又能為8歲以下的加州兒童建立儲蓄投資帳戶。

這場討論的意義遠超美國本土。在歐洲，最富有的10%擁有近60%的財富，而最貧窮的50%僅擁有5%。在拉丁美洲，這個數字更加極端：最富有的10%擁有77%的財富，而最貧窮的50%僅擁有1%。

對亞洲來說，特別是對正在快速發展AI產業的國家和地區，如何在技術進步與社會公平之間找到平衡，將是一個關鍵挑戰。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模式、韓國的財閥改革經驗，都可能為這個全球性問題提供不同的解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