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前高管法庭爆料：演算法為營收犧牲用戶安全

一個在Meta工作超過十年的前高管，在法庭上說出了科技巨頭不願承認的真相。

布萊恩·博蘭德（Brian Boland）週四在加州法庭向陪審團證實，Meta的系統設計就是要吸引更多用戶——包括青少年——持續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即使明知存在風險。

與祖克柏證詞的強烈對比

這項證詞與前一天馬克·祖克柏在同一法庭的說法形成鮮明對比。祖克柏將Meta的使命描述為「在安全與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刻意避談營收考量。

博蘭德的證詞目的很明確：解釋Meta如何賺錢，以及這如何影響平台設計。這場訴訟指控Meta和YouTube損害了一名年輕女性的心理健康，要求平台承擔法律責任。

演算法背後的商業邏輯

博蘭德的證詞揭露了社群媒體的核心矛盾：以廣告為主的商業模式必然優先考慮用戶參與度和停留時間，而非用戶福祉。

這種模式在華人社會特別值得關注。微信、抖音等平台在大中華區擁有數億用戶，但它們的演算法設計原理與Meta並無本質差異——都是為了最大化用戶參與度。

亞洲監管的不同路徑

有趣的是，亞洲各地對科技平台的監管方式呈現多元化發展。中國大陸對演算法推薦有明確規範，要求平台提供「關閉演算法」選項；台灣則更關注個人資料保護；新加坡重點打擊假訊息傳播。

這種差異化監管反映了不同社會對科技與隱私平衡點的不同理解。相較於美國的訴訟導向，亞洲更傾向於預防性監管。

用戶覺醒的時代

博蘭德的證詞可能標誌著一個轉折點：科技公司內部人士開始公開質疑自家產品的社會影響。這種「內部吹哨」現象在矽谷越來越常見，但在注重集體和諧的亞洲文化中仍然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