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挑戰氣候科學慘敗，凸顯政治與科學界線

2026年，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宣布撤銷溫室氣體「危險性認定」，這項認定是汽車、發電廠和工業排放管制的科學基礎。然而，這場政治與科學的正面交鋒，結果並不如預期。

這項危險性認定源於2007年聯邦最高法院的命令，並在歐巴馬政府期間完成。理論上，它是政府管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法律依據。

策略大轉彎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任川普政府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面對人為氣候變遷的強力科學證據，他們選擇以寬鬆規管回應，而非直接挑戰科學根據。

第二任期的川普政府決定正面迎戰。他們召集一群氣候懷疑論者，試圖撰寫報告質疑現有證據。結果是科學上和法律上都遭遇重大挫折。

現實的限制

挑戰40多年累積的氣候科學研究和國際科學共識，證明比想像中困難。更重要的是，在實務層面上，民主共和兩黨政府間的政策搖擺和法律訴訟，使得這項認定的實際影響本就有限。

事實上，許多州政府、企業和國際夥伴已經制定自己的減碳目標，不再完全依賴聯邦政策。加州的排放標準、歐盟的碳邊境稅，都在推動全球減碳趨勢。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

這個發展對亞洲市場具有多重意義。台積電、比亞迪等科技和新能源企業可能從美國政策不確定性中獲益，因為歐洲和其他市場對環保技術的需求持續增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ESG投資和綠色金融業務可能不受美國政策變化影響，反而因為歐亞市場的減碳承諾而持續發展。

科學共識的韌性

這次事件揭示了一個重要現象：成熟的科學共識具有超越政治週期的韌性。氣候變遷科學經過數十年驗證，已形成跨國界、跨政黨的專業認同。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科學證據與短期政治利益衝突時，民主制度如何平衡？美國的經驗顯示，即使政治領導層試圖改變科學認定，實際執行層面仍會遭遇法律、技術和國際壓力的制約。

長遠趨勢不變

儘管政策搖擺，全球減碳的經濟邏輯並未改變。再生能源成本持續下降，中國在太陽能和電動車領域的主導地位，以及歐盟的綠色新政，都在推動結構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