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族主義崛起：零和世界的新秩序

20世紀末的樂觀主義已經煙消雲散。當年拆除貿易壁壘被視為通往共同繁榮的大門，如今新的圍牆正在築起——不是混凝土牆，而是關稅、補貼和出口管制的無形屏障。

自由貿易黃金時代的終結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於1995年，那時全球化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然而在2026年的今天，主要經濟體紛紛轉向經濟民族主義路線。

美國強化「買美國貨」政策，中國推行「雙循環」戰略重視內需市場，歐盟提出「戰略自主」概念，在關鍵領域推動區域內採購。這些變化不僅是政策調整，更代表著全球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轉變。

對於長期依賴全球供應鏈的亞洲企業而言，這種轉變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台積電到三星，從豐田到鴻海，都必須在地緣政治風險與經濟效率之間重新找到平衡點。

為何經濟民族主義在此時興起？

這種轉變背後有多重因素交織。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了過度金融化的風險，2020年疫情揭示了供應鏈的脆弱性，2022年以來的地緣政治緊張則凸顯了經濟相互依賴的政治成本。

半導體短缺危機是轉折點。各國政府意識到，過度依賴台積電等少數廠商的風險已經超越了經濟範疇，成為國家安全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歐盟、日本都在大力投資本土半導體製造能力。

華人世界的機遇與挑戰

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對華人世界帶來雙重影響。

機遇方面，「友岸外包」趨勢為台灣、新加坡等地創造了新的定位機會。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技術優勢，使其成為美歐「可信賴夥伴」的重要選擇。聯發科、日月光等企業正受益於這一趨勢。

挑戰方面，中美科技脫鉤對整個華人商業網絡造成衝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面臨重新定義，而東南亞華商則需要在中美之間進行更加謹慎的平衡。

消費者承擔的隱性成本

經濟民族主義的成本最終會轉嫁給消費者。本土化生產往往意味著更高的成本，至少在短期內如此。

以電動車為例，各國推動電池產業本土化的政策，可能導致電動車價格在未來幾年內保持高位。亞洲消費者需要為經濟安全付出更高的經濟代價。

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視角

政府角度：經濟民族主義提供了更大的政策自主空間。減少對關鍵技術的外部依賴，有助於在國際談判中保持更強的議價能力。

企業角度：雖然面臨短期成本上升，但本土化也帶來了新的商機。比亞迪在歐洲建廠、寧德時代在美國投資，都是適應這一趨勢的表現。

投資者角度：經濟民族主義創造了新的投資主題。基礎設施、清潔能源、半導體等「戰略性」行業獲得了更多政府支持，但也面臨更大的政治風險。

亞洲的第三條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國家在經濟民族主義浪潮中展現出不同的應對策略。東協堅持多邊主義，RCEP的實施為區域內貿易提供了新的框架。這種「亞洲方式」強調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保持開放合作的姿態。

新加坡作為小國，通過成為「中立的服務提供者」來應對大國競爭。印度則試圖在「自立自強」與「全球整合」之間找到平衡。這些經驗對其他亞洲國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