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困局：為何無法擺脫出口依賴？

當房地產泡沫在2021年破裂時，中國領導人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如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找到新的增長動力？答案看似明顯——轉向消費驅動。但三年過去了，中國不僅沒有實現這一轉變，反而更加依賴出口。這背後隱藏著什麼深層原因？

消費占比異常偏低的結構性問題

數據揭示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扭曲。2024年，中國家庭消費僅占GDP的40%，比全球平均水準低了20個百分點。相比之下，韓國為48%，日本達到55%。這種異常的低消費率正是中國經濟失衡的核心所在。

理論上，將消費比重提升至韓國或日本水準，足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數十年。中國總理李強在2025年2月也公開表示，需要「促進消費以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推動經濟增長」。

然而，現實與理想存在巨大落差。中國領導層設想的消費增長並非基於當前的財富再分配，而是寄希望於未來財富創造帶來的消費提升。這種「先生產後消費」的思維，正是轉型困難的根本原因。

社會保障體系的「拉美化」恐懼

要實現消費主導增長，最直接的方式是大幅擴展社會保障網，讓民眾敢於消費。但北京對此極為謹慎，甚至可以說是抗拒的。

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長期資金不足。國家社會保障基金預計將在2035年耗盡，數千萬人的退休保障岌岌可危。雖然幾乎所有公民都有基本健康保險，但報銷比例偏低，自付醫療費用仍可能讓家庭陷入困境。

更嚴重的是，3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由於戶籍制度限制，無法在工作地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政府雖然表示支持改革，但一直不願承擔相應的財政成本。

習近平對「福利主義」的警惕並非僅出於意識形態考量，更深層的擔憂是「拉美化」風險。在他看來，1970-80年代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的民粹主義政府試圖在發展中經濟基礎上建立西式福利制度，結果導致財政紀律鬆懈，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快速老齡化加劇了這種擔憂。老年撫養比將在2035年達到美國水準，2046年達到歐盟水準，到2080年退休人員將超過勞動人口。在人口結構急劇變化的背景下，大規模社會保障支出被視為不可承受之重。

「新質生產力」的雙刃劍效應

面對消費轉型的困境，中國選擇了另一條路徑：通過「新質生產力」實現產業升級。這一戰略寄希望於創新和先進製造業提升生產率，在生物技術、飛行汽車等新興產業中建立領導地位。

理想情況下，中國企業通過掌握專有技術獲得更高利潤率，進而帶來更高薪資、更多稅收，最終促進消費增長。這種「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收入提升→消費增長」的路徑設計看似合理。

然而，短期內這一戰略產生了相反效果。面對國內需求疲軟，中國不得不進一步擴大出口來消化產能。這不僅延遲了自身向消費經濟的轉型，也對試圖與中國競爭或在全球經濟中尋找定位的其他國家造成了財富破壞。

對華人世界的深遠影響

中國經濟轉型的困境對整個華人世界都有深遠影響。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企業面臨來自中國大陸的激烈競爭，特別是在高科技製造業領域。同時，東南亞華人企業也需要重新思考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定位。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可能加劇地緣政治緊張。當中國通過政府補貼和低價競爭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時，其他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必然上升，這對依賴自由貿易的華人商業網絡構成挑戰。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對社會保障投資的謹慎態度，也為其他華人社會提供了借鑑。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之間找到平衡，避免「拉美化」陷阱，是所有發展中經濟體都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