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學家把動物分成「好壞」：生態學敘事的隱藏陷阱

野豬被稱為「毀滅性害獸」，紐西蘭的老鼠被形容為「四腳災難」。這些出現在科學期刊上的描述，真的只是客觀的事實陳述嗎？

生態學家亞當·邁爾和克莉絲蒂·費拉羅在2025年發表於《BioScience》期刊的研究指出，科學界普遍使用的「英雄-反派」敘事框架，正在扭曲我們對自然世界的理解。

科學論文中的道德審判

研究團隊分析發現，生態學和保育科學的論文中充滿了價值判斷的語言。野豬被描述為「蹂躪」生態群落、「掠食」脆弱物種的「害獸」，甚至被某項研究稱為真正的「大野狼」。

這種表達方式並非技術術語，而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數據的敘事選擇。但研究者指出，這種簡化的善惡二分法帶來了三個嚴重問題。

首先是不當的道德化。將動植物標籤為「反派」意味著它們不僅行為有害，在道德上也是「壞的」。但自然界的生物並不在人類建構的道德框架內運作，這種敘事框架邀請了對自然的不當道德解讀。

現實比想像更複雜

第二個問題是真實生態系統中並不存在明確的英雄或反派。物種在生態系統中的角色極其複雜。例如，白尾鹿既能幫助種子傳播，也會因過度啃食植物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

麝牛的例子更加說明了這種複雜性：在濕潤的苔原環境中，牠們能增加生態系統的碳儲存；但在乾燥的苔原環境中，卻會減少碳儲存。同一物種在不同環境中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

隱藏的文化價值觀

第三個問題是「好壞」判斷往往反映特定的文化和倫理假設。許多文化重視原生物種——通常指在沒有人類引入的情況下自然演化並佔據生態系統的物種。因此，外來動物經常被認為應對原生物種滅絕負責，即使缺乏充分證據。

但「原生」並不自動等於「好」。外來物種可能以人們重視的方式改變生態系統，例如恢復因人為滅絕而失去的生態多樣性和功能。關鍵在於，判斷這些結果是「好」還是「壞」取決於人類價值觀。

重新定義科學敘事

研究者提出了替代的敘事結構。地方敘事結構專注於描述特定場所及其中的生物——就像BBC的《地球脈動》系列，讓觀眾沉浸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態系統中。

1900年代初期亨利·錢德勒·考爾斯對密西根沙丘的研究就是經典例子。他寫道：「或許沒有任何地形比沙丘更不穩定」，植物必須在「數年而非數世紀內」適應，「缺乏適應能力的代價就是必死無疑」。敘事的戲劇性來自場所本身——它的限制、壓力和機會。

另一種有效的敘事工具是「會不會」的結構，類似《傲慢與偏見》或《當哈利遇上莎莉》的張力設定。在生態學中，部分遷徙現象——同一族群中部分動物遷徙而其他不遷徙——就能運用這種敘事技巧。

亞洲視角下的生態智慧

在華人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學傳統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而非對立關係。這種世界觀與研究者提出的多元敘事結構不謀而合。

台灣的生態保育經驗也反映了這種複雜性。以台灣獼猴為例，在某些地區被視為農業害獸，但在生態系統中卻扮演重要的種子傳播者角色。這種矛盾正說明了簡單的善惡二分法無法涵蓋現實的複雜性。

中國大陸近年來推動的「生態文明」概念，也體現了超越西方二元對立思維的嘗試，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