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代罪羔羊」——間諜軟體創辦人的控訴，揭開民主國家監控的深層矛盾

部長、反對黨領袖、軍事將領、新聞記者——他們的手機，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了一扇敞開的窗。

這不是威權國家的故事，而是發生在歐盟成員國希臘的現實。被外界稱為「希臘水門事件」的大規模竊聽醜聞，從2022年起陸續曝光，震撼了歐洲民主體制的根基。主角是一款名為「Predator」的商業間諜軟體，由Intellexa公司開發，能夠入侵iPhone與Android裝置，竊取通話記錄、簡訊、電子郵件與位置資訊，感染途徑只需讓目標點擊一個惡意連結。

2026年3月，這起事件出現了關鍵新進展。

「沒有證據的定罪，可能本身就是犯罪」

Intellexa創辦人塔爾·迪利安（Tal Dilian）於2026年2月被希臘法院裁定有罪，以非法取得個人資料的罪名判處8年有期徒刑。但他選擇反擊。

在一份由路透社率先披露的聲明中，迪利安表示：「沒有證據的定罪不是正義，它可能是掩蓋真相的一部分，甚至本身就是一種犯罪。」他宣布將提出上訴，並表示願意向國內外監管機構提供相關證據。他拒絕扮演「代罪羔羊」的角色。

這番話的份量遠超過一般的上訴聲明。迪利安的言論，是迄今為止Intellexa內部人士首次公開暗示：基里亞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領導的希臘政府，可能授權了這些駭客行動。醜聞爆發後，希臘國家情報局局長與總理高級顧問相繼辭職，但沒有任何政府官員因此被定罪。批評者持續指控米佐塔基斯政府進行組織性掩蓋。

迪利安未回應TechCrunch的採訪請求，希臘駐華盛頓大使館亦未作出回應。

為什麼這件事現在更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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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的問題早已超越希臘國內政治的範疇。2024年，美國政府以Predator被用於攻擊美國官員與記者手機為由，對迪利安實施制裁，使任何人與其進行商業往來在美國法律下實際上均屬違法。

迪利安對路透社表示，Predator這類監控技術通常只銷售給政府，而合法使用的責任在於購買的政府本身。這套說詞在邏輯上引發了一個根本問題：當開發者聲稱「責任在使用者」，而使用者（政府）又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透明化，問責的鏈條究竟斷在哪裡？

從華人世界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有其特殊的複雜性。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在西方批評下被貼上「監控國家」的標籤，但希臘事件清楚顯示，民主體制同樣可能系統性地對自己的公民、記者與政治對手實施秘密監控。這並非為威權監控辯護，而是提示：監控技術的擴散，正在模糊「民主」與「威權」之間曾經清晰的邊界。

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而言，商業間諜軟體的威脅同樣真實。公民社會人士、獨立媒體記者、異見人士——這些群體早已是Pegasus、Predator等商業間諜軟體的已知攻擊目標。而這些軟體的開發者，往往是在民主國家登記註冊、受其法律保護的企業。

技術出口、地緣政治與責任的灰色地帶

迪利安案還觸及一個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議題：商業監控技術的出口管制。

Intellexa在多個歐盟國家設有業務，其技術卻被用於攻擊歐盟成員國自己的官員與記者。這暴露了歐盟在監控技術出口管制上的結構性漏洞。相比之下，美國透過制裁機制對Intellexa及其關聯企業採取了更為直接的行動，但制裁的效力是否能真正阻止技術擴散，仍有疑問。

值得關注的是，在全球供應鏈的視角下，這類間諜軟體的開發往往涉及跨國人才與技術資源。Intellexa的創辦人迪利安本人是以色列籍，公司在塞浦路斯、希臘等地設有據點。這種跨境架構使得單一國家的法律管轄極為困難，也讓「誰應該負責」的問題更加複雜。

反對者認為，迪利安以「政府才是使用者」為由推卸責任，是一種道德上的逃避。正如武器製造商不能以「子彈是買家扣下的扳機」為由免除責任，間諜軟體開發者明知其產品可能被用於壓制異見，仍選擇銷售，本身就是共謀的一部分。

支持者則主張，政府採購監控技術用於合法的反恐與情報工作，是主權國家的正當行為。問題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於缺乏獨立監督機制與法律問責框架。

兩種立場之間的張力，短期內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