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醫療自由」遇上軍事紀律：一個80年傳統的終結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宣布廢除軍隊流感疫苗強制接種規定，結束自1945年起的義務。這不只是衛生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關於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的政治重新定義。

一支從喬治·華盛頓時代延續至今的注射針，在一份聲明中被放下了。

2026年4月22日，美國國防部長彼得·赫格塞斯宣布，廢除軍隊年度流感疫苗強制接種規定。這項制度自1945年起實施，歷經80年從未間斷。他告訴士兵們：「你的身體、你的信仰、你的信念，不容談判。」

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對個人尊嚴的宣示，但對公共衛生學者而言，它更像是一個訊號——美國軍事政策的邏輯基礎，正在從「集體戰備」悄悄轉向「個人選擇」。

從天花到流感：一段比憲法更古老的傳統

美軍強制接種疫苗的歷史，比美國憲法還要早。

1777年冬天，喬治·華盛頓將軍命令大陸軍全體接種天花疫苗。前一年，天花疫情橫掃魁北克城外的美軍部隊，導致北部戰線崩潰。約翰·亞當斯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天花殺死的士兵，是戰鬥死亡人數的10倍。」

華盛頓的邏輯簡單而冷峻：寧可在接種中失去少數人，也不能讓病毒奪走整場戰爭。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決定拯救了大陸軍。

此後這套邏輯反覆出現。一戰加入傷寒疫苗；二戰擴及破傷風、霍亂、白喉、鼠疫、黃熱病；1945年，流感疫苗被納入強制接種名單。原因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慘痛教訓——約4萬5千名美軍士兵死於流感，幾乎與戰鬥陣亡人數（約5萬3千人）相當。

與密西根大學合作開發的首支流感疫苗，臨床試驗顯示可將感染率降低85%。1945年，約700萬名士兵完成接種。這項強制令在1949年短暫暫停後恢復，此後持續運作——直到赫格塞斯的這紙公告。

數十年來，軍隊疫苗接種義務是不言而喻的慣例。改變這一切的，是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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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全軍被要求接種COVID-19疫苗，超過98%的現役士兵遵從。但這項命令成為政治引爆點：逾8,000名士兵因拒絕接種被迫離隊。2023年，國會立法要求五角大廈撤銷軍隊COVID-19疫苗強制令。2025年1月，唐納·川普總統下令恢復被除役士兵的職位，並補發欠薪。

值得注意的是，赫格塞斯在宣布廢除流感疫苗強制令時，援引的框架是「醫療自由（medical freedom）」——這是從COVID-19論戰中衍生出的政治語言，而非任何關於流感疫苗效力的新科學證據。

「醫療自由」運動反對政府介入個人健康決策，包括疫苗強制令、口罩規定與社交距離要求。這個運動在COVID-19期間在美國政治光譜的右翼獲得廣泛支持，如今已從疫情政策延伸至軍事制度。

支持廢除強制令者認為，流感已不再是1918年的威脅，現代士兵體格更佳，季節性病毒不應凌駕個人選擇。

然而流行病學的數據呈現了不同的圖景。

流感病毒的變異難以預測，1918年、1957年、1968年、2009年的大流行表明，類似規模的疫情隨時可能重演。美國每年仍有數萬人因流感住院或死亡。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估算，2024至2025年流感季，疫苗預防了約18萬次住院和約1萬2千人死亡。

軍隊的環境——新兵訓練中心、營房、艦艇、潛水艇——恰恰是呼吸道病毒最容易傳播的密閉空間。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流行病學家卡特琳·L·華萊士指出：「驅使華盛頓在1777年、陸軍外科醫師在1945年推行強制接種的邏輯，從未真正改變。改變的，是個人拒絕被賦予的政治份量。」

這個議題對亞洲讀者並非遙遠。

首先是軍事同盟的實務層面。美軍與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等地進行聯合演訓，若各方對傳染病防控標準存在落差，在密集接觸的訓練環境中，潛在的健康風險如何管理，是值得追問的問題。

其次是政策示範效應。當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將疫苗義務重新定性為「個人自由問題」，這個框架可能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辯論。在台灣、香港、東南亞，COVID-19後的疫苗政策討論仍在持續，美國的政策轉向提供了一個新的政治參照點。

第三是與中國大陸的對比。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士兵的醫療管控一向嚴格，疫苗接種被視為軍事紀律的一部分，鮮少以「個人選擇」框架討論。美軍政策的轉向，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學之間，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比較案例。

值得思考的是：「醫療自由」作為一種政治語言，在不同文化脈絡下的接受度差異極大。在強調集體責任的社會中，它可能被視為一種對公共利益的侵蝕；而在強調個人主權的社會中，它可能被視為對國家過度介入的正當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