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缺席，IPCC還能代表世界嗎？

當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歷史大國宣布退出全球氣候科學機構，「照常運作」這四個字，究竟是事實，還是一種必要的姿態？

2026年初，美國政府正式退出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這個由195個成員國組成、負責為全球氣候政策提供科學依據的機構，頓時面臨外界對其代表性與公信力的質疑。上週，在哈薩克斯坦舉行的地區生態峰會場邊，IPCC主席吉姆·斯基亞（Jim Skea）以一句話回應外界憂慮：「會議通常有110到120個國家出席。美國沒來，它只是一個國家而已。」

這句話簡短、克制，卻耐人尋味。

數字背後的不對稱

從純粹的數字邏輯來看，斯基亞的說法並無問題。195國中有110至120國出席，超過半數，程序上足以維持運作。然而，氣候科學的世界從來不是一人一票的平等競技場。

美國長期是IPCC報告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其研究機構——包括NASA、NOAA以及數十所頂尖大學——貢獻了大量氣候數據與科學評估。更關鍵的是，數百名美國科學家參與了歷次IPCC評估報告的撰寫工作。政府的退出，並不意味著這些科學家即刻消失，但政府層級的資金與協調機制一旦斷裂，其長期影響難以忽視。

這讓人不禁想起2017年川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的舊事。當時，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應是「等待政權更迭」。但如今，這種等待策略已逐漸失去說服力——美國的氣候承諾，在許多國際夥伴眼中，已從「政策選擇」變成了「不可靠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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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對於台灣、香港以及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而言，這場地緣政治的氣候博弈並非遙遠的旁觀者議題。

首先是供應鏈與綠色貿易壁壘的問題。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已於近年逐步實施，其科學依據直接來自IPCC的評估框架。美國若長期缺席IPCC，可能導致國際氣候規範出現「歐洲標準」與「美國標準」的分歧，這對同時面向兩個市場的亞洲製造業而言，意味著更複雜的合規成本。

其次，中國的角色值得關注。作為當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中國持續積極參與IPCC進程，並在近年的評估報告中投入更多本國研究資源。美國退出後，中國在IPCC內部的相對影響力自然上升——這對北京而言，既是外交機遇，也是責任壓力。國際社會是否會因此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減排義務，值得持續觀察。

對台灣而言，氣候政策本身也是一個主權表述的場域。台灣因政治原因無法以正式成員身份參與IPCC，但台灣的科研機構與企業同樣受到國際氣候規範的約束。在美國退出、國際氣候秩序重組的背景下，台灣如何透過其他多邊管道維持參與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科學照常」是宣言，也是賭注

斯基亞主席的表態，代表了一種務實的機構生存策略：不正面迎戰政治，而是強調科學的持續性與普遍性。這種策略在短期內或許有效，但它迴避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最具影響力的國家拒絕參與，國際機構的「普遍代表性」從何而來？

歐盟、印度、眾多太平洋島國以及非洲國家，仍是IPCC的堅定支持者。對這些國家而言，氣候科學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生存問題。美國的退出，或許反而讓這些聲音獲得更多的制度空間。然而，科學機構的運作需要資金，而資金的缺口，目前尚無明確的填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