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即武器：中國的資訊戰略讓華府坐立難安

美國國會諮詢委員會聽證顯示，中國正將美國數據轉化為戰略資產，從應用程式到汽車感測器，數據收集的範圍遠超一般認知。這對台灣、東南亞及全球華人社群意味著什麼？

一款手機應用程式、一輛聯網汽車、一套跨國物流系統——這些日常工具正在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前線，而多數用戶對此渾然不覺。

2026年5月1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舉行聽證會，多位專家向美國國會發出警告：北京正在系統性地將美國數據轉化為戰略資產，其目標不僅是商業競爭，更指向潛在的軍事衝突——包括台灣議題。

不只是竊密：一套完整的戰略架構

網路戰公司Twenty執行長林約瑟（Joseph Lin）在聽證會上直言：「中國不只是在竊取數據，而是以此構建一套由AI驅動的情報與目標鎖定架構，用於經濟競爭、政治施壓，以及戰時優勢。」

他進一步描述了北京的運作模式：除了解放軍本身，中國還整合了民間承包商、雇傭駭客、存取掮客與商業科技公司，形成「工業規模的網路行動」生態系。這套體系賦予北京三項關鍵能力——廣泛的滲透觸角、行動的可推諉性，以及快速擴張的能量。

克勞威爾全球顧問總監奈傑爾·科里（Nigel Cory）則從經濟學角度解讀：中國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將數據定位為與土地、勞動、資本、技術並列的第五大生產要素。在北京的戰略框架中，商業網路是情報收集平台，民間物流系統是潛在的軍事目標，而持續的網路存取則是一種「衝突前預置」。

聽證會上反覆出現的批評是：美國的應對方式「過於被動防禦」，始終跟不上中國主動出擊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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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聽證會的時機耐人尋味。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關稅摩擦之外，科技脫鉤的壓力也在加劇。與此同時，DeepSeek的崛起已讓華府意識到，中國在AI領域的追趕速度遠超預期。若數據是AI的燃料，那麼誰掌握更多高質量數據，誰就在這場競賽中佔據先機。

對台灣而言，這份警告有其特殊分量。聽證會明確提及台灣衝突情境，意味著數據收集不只是和平時期的情報活動，更被視為潛在衝突的前期部署。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的數位化程度，以及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數據，都可能是收集目標。

對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與企業來說，局勢同樣複雜。許多企業同時在中國大陸與西方市場運營，數據合規的要求正在兩端拉扯：歐美要求數據不得流向中國，北京的法律卻要求企業配合當局的數據調取。這種「雙重合規困境」已成為許多跨國企業的日常難題。

從華府的角度，這場聽證是對行政部門施壓的政治工具，要求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的繼任者採取更積極的反制措施。批評者指出，美國長期以來將數據安全視為隱私問題，而非國家安全問題，這一認知落差讓中國得以在制度縫隙中持續操作。

北京方面的立場一貫明確：這類指控是「中國威脅論」的政治操弄，中國企業的商業行為符合國際規範，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網路監控國。斯諾登文件揭露的稜鏡計畫，至今仍是北京反駁時最常援引的案例。

然而，中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應依法配合國家情報工作。這條法律讓「商業數據」與「國家情報」之間的邊界在制度層面本就模糊——這不是陰謀論，而是白紙黑字的法律文本。

對科技業者與投資人而言，問題更加現實：哪些數據合作是可接受的商業行為，哪些已觸及安全紅線？隨著各國數據本地化法規陸續出台，這條線只會越劃越細，合規成本也將持續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