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6小時戒嚴令背後：當民主成為「肌肉記憶」

6小時——這是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令到被迫撤回的時間。2024年12月3日深夜到隔日清晨，韓國上演了一場現代民主史上最戲劇性的防衛戰。

但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戒嚴令本身，而是韓國民眾為何能在如此短時間內做出如此決定性的回應。

深夜突襲與瞬間反擊

12月3日晚上10點30分，尹錫悅突然在電視直播中宣布戒嚴令，理由是要保護國家免受「北韓同情者和反國家勢力」威脅。特種部隊直升機降落在國會草坪上，這一幕讓人想起軍事政變的經典場景。

然而，在宣布後的幾分鐘內，首爾街頭就出現了數千名抗議民眾。現任總統李在明（當時為在野黨代表）甚至翻牆進入被警察封鎖的國會大廈。190名國會議員在議事堂內築起路障，全票通過決議否決戒嚴令。

最震撼的畫面是普通民眾用身體阻擋裝甲車前進。韓國學者李在承和李大中在2025年的研究中指出：「如果只有少數公民，可能很容易被軍隊壓制，但他們對武裝力量毫無畏懼，反而積極對抗。」

民主的「肌肉記憶」

韓國的反應速度並非偶然。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始於1987年推翻軍事獨裁政權，對許多韓國人來說，獨裁的記憶仍然鮮活，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爭取來的」。

韓國擁有活躍的抗議文化，這源於成功推翻軍事獨裁的歷史經驗。這種「民主肌肉記憶」讓民眾對威權威脅保持高度敏感。當尹錫悅支持率低迷、在2024年中期選舉中敗北，並公開懷念過去的獨裁時期時，民眾的警覺性已經被充分激發。

更重要的是，韓國民眾將威權威脅視為「顯而易見且緊急」的危險。這種共同認知使得跨黨派的快速動員成為可能。

華人社會的對照與思考

對比華人社會的政治文化，韓國的經驗提供了有趣的參照。在台灣，民主化進程與韓國相似，都是在1980年代末期實現，但兩地民眾對民主威脅的敏感度和行動力存在差異。

香港的經驗則展現了另一種複雜性。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顯示，當民眾感受到制度威脅時，同樣會展現強烈的動員能力。但地緣政治的現實限制了這種抗爭的效果。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一黨制體系下，民眾對政治參與的期待和方式都與韓國形成鮮明對比。這並非價值判斷，而是不同政治體系下民眾行為模式的客觀差異。

超越制度設計的民主韌性

傳統政治學理論通常從結構因素（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極化程度）、制度設計（總統制vs議會制）或權力平衡來解釋民主政體的存續。

但韓國的案例挑戰了這種思維。制度再完善，如果民眾缺乏警覺性或行動力，民主仍可能被顛覆。相反，即使在制度不完美的情況下，民眾的積極參與也能成為民主的最後防線。

韓國學者的研究結論很明確：「沒有民眾的參與，尹錫悅可能已經逮捕甚至處決一些國會議員，阻止國會投票推翻戒嚴令。」

民主不是自動駕駛

韓國的經驗揭示了一個重要真相：民主制度需要民眾的主動維護，它不會自動運行。當威權威脅出現時，關鍵不在於制度有多完善，而在於民眾是否能夠識別威脅並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