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在診間「偷聽」？美國醫療錄音訴訟敲響的警鐘

加州居民對Sutter Health與MemorialCare提起集體訴訟，指控AI轉錄工具Abridge AI在未獲患者明確同意下錄製醫療對話。此案揭示醫療AI快速普及背後，知情同意制度的根本漏洞。

你在診間對醫生說的每一句話，可能早已被AI錄下、傳送到你從未聽說過的伺服器。你知道嗎？

事件始末：診間裡的隱形錄音機

2026年4月，數名加州居民在舊金山聯邦法院，對醫療機構Sutter Health與MemorialCare提起集體訴訟。訴狀指出，在過去6個月內，原告在兩家機構接受診療期間，醫療人員使用了名為Abridge AI的人工智慧轉錄工具。

根據訴狀，這套系統「擷取並處理了原告與醫師之間的機密對話」，而患者「並未收到明確告知，說明其醫療對話將被AI平台錄製、傳輸至臨床環境以外，或經由第三方系統處理」。訴訟主張此行為違反加州州法及聯邦法律。

Abridge AI是一款廣受美國醫院採用的語音轉錄工具，能即時將醫病對話轉為文字，自動生成病歷紀錄，大幅減輕醫師的行政負擔。目前已在美國數百家醫療系統中部署。

這起訴訟的意義，遠超過兩家醫院的法律責任問題。它觸及的是一個更根本的矛盾：當AI工具的普及速度遠超過法規與倫理框架的建立速度，誰來保護那些「不知情」的人？

醫療對話是人類最私密的溝通形式之一。患者願意向醫師吐露精神健康狀況、成癮問題、家庭暴力經歷，是建立在「這些話只在診間內」的信任基礎上。一旦這份信任被動搖——哪怕只是因為患者「不確定有沒有被錄音」——都可能導致他們在就醫時有所保留，最終傷害的是自身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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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療機構的角度看，引入Abridge AI是理性的決策。美國醫師長期面臨嚴重的行政負擔，每天花在病歷輸入的時間估計達1至2小時。AI轉錄工具讓醫師能更專注於患者，而非盯著螢幕打字。效率的提升，本身就是一種對患者的照護。

然而，患者與隱私倡導者的立場截然不同。「安全地處理數據」與「事先獲得同意」是兩回事。即便Abridge AI的數據加密無懈可擊，患者仍有權利在知情的情況下，決定自己是否願意讓AI參與診療過程。

對AI企業而言，此案是一個訊號：技術能力的邊界，不等於法律與倫理的邊界。在亞洲市場積極擴張的醫療AI企業，尤其需要關注這個先例。

監管機構面臨的挑戰則更為複雜。美國現行的HIPAA（健康保險可攜性與責任法案）是否足以規範AI即時處理語音的情境？這個問題，此案或許將給出第一個司法層面的答案。

在台灣，衛福部近年積極推動醫療數位化，AI輔助診療工具的討論也日趨熱絡。在香港與東南亞的華人醫療市場，私立醫院對效率工具的需求同樣強烈。

然而，亞洲的醫病關係文化，往往使患者更不容易質疑醫療行為。「醫生這樣做，一定有道理」的心態，可能讓患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更難察覺自身權益受損。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醫療AI發展路徑有所不同——數據主權由國家主導，患者對數據流向的知情權與選擇權，在制度設計上本就與西方框架存在根本差異。這起美國訴訟，或許也是一個觀察不同體制如何回應相同技術挑戰的切入點。

台灣與香港的醫療主管機關，是否應在AI工具大規模進入診間之前，先建立清晰的知情同意規範？這個問題，現在回答，可能比等到訴訟出現時再回答，要從容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