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陰謀論工廠工作四年，然後走出來了

14億美元的賠償判決，沒能讓一個人閉嘴。真正讓這個體制出現裂縫的，是一個前員工決定開口說話。

一個普通年輕人如何走進陰謀論工廠

2008年，Josh Owens 還是個迷戀電影的普通青年。一個朋友在看《奇愛博士》時暫停了畫面，指著牙膏管上的警語說：「你知道嗎，Alex Jones 對這件事有解釋。」就這樣，Owens第一次接觸到了Infowars。

Alex Jones 是美國最知名的陰謀論者之一，長期主張「9.11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精英階層秘密控制世界」。他創辦的 Infowars 媒體帝國靠販售保健品——「超級男性活力精華」、「大腦強化劑」——積累了可觀財富，並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躍升為美國右翼媒體的核心聲音。Donald Trump 競選期間曾親自接受他的專訪。

Owens在教會當清潔工期間，長期把Jones的廣播節目塞進耳朵裡。他後來透過一個影片競賽獲得了Infowars的工作機會，在同時拿到Tyler Perry Studios錄取通知的情況下，選擇了前者。理由是：「也許這能讓我為比自己更大的事情做些什麼。」

他今天回頭看那個決定，只說：「我當時天真地以為自己出於好意。」

「他從來沒叫我們說謊」

Infowars的辦公室看起來像一間雜亂的大學媒體系館。但它的權力結構極為特殊。

Jones是終極微觀管理者。每天早晨，整個團隊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判斷老闆今天的情緒。他會突然暴怒、砸東西，轉眼又變得溫暖風趣。這種不可預測性，構成了一套精密的心理控制系統。「讓他滿意，就是這份工作的全部。」Owens說。

但更值得深思的，是Jones從未直接命令任何人撒謊。他做的，是讓員工逐漸失去對自身判斷的信任。

有一次，Owens和同事被派往墨西哥邊境，尋找所謂的ISIS秘密基地。什麼都沒找到。但報導必須交出去。於是同事喬裝成ISIS戰士走過邊境，他們上傳了一段「發現基地」的影片——儘管什麼證據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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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FBI在機場等著他們。但FBI探員不是來逮捕他們的，而是說：「你們的影片對我們的情報蒐集很有幫助。」Owens的腦子在那一刻動搖了：「也許真的有什麼我沒看到的東西？」

這就是Jones真正的手法——不是洗腦，而是讓人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斷。「在那個環境待久了，腦子裡的火災警報響起時，你不再相信它。你開始想，也許是我自己看錯了。」

走出來，靠的不是覺悟

在紐約州一個穆斯林社區完成採訪後，Owens在回程的飛機上看見一個戴著頭巾的小女孩望著窗外。他第一次想到：自己的報導，會讓這個孩子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

但光有這個瞬間還不夠。去極端化需要人，不只需要頓悟。

伴侶 Lacey 在Owens拍攝Jones抗議計劃生育診所的那個夜晚，沒有大吵大鬧，只是平靜地反覆問：「你到底在做什麼？」作家 Jon Ronson 在秘密會面時告訴他：「如果你要寫任何東西，就寫這段經歷本身。」記者 Charlie Warzel 在Owens離開Infowars後，把他當作一個正常的人對待，而不是「那個曾經替Alex Jones工作的蠢貨」。

「是這些人一直為我打開門，創造對話的空間。」Owens說。2019年，他在紐約時報首次公開發聲，後來在Sandy Hook誹謗案中出庭作證。今年，他出版了回憶錄《The Madness of Believing》。

Jones因長期聲稱Sandy Hook小學槍擊案是「假旗行動」、稱遇難者家屬是「演員」，被法院認定誹謗成立，須賠償 14億美元（約新台幣450億元）。

這不只是美國的問題

Owens的故事在2026年的今天，有著超越美國政治的意義。

首先，他描述的操控機制——讓人質疑自身判斷、製造孤立感、以「使命感」取代批判思考——並非Infowars獨有。無論是台灣的政治假訊息生態、香港社會撕裂後的資訊孤島，還是東南亞華人社群中流傳的各種未經查證的「內幕消息」，類似的心理機制都在運作。

其次，Owens特別提到他對「男性圈（manosphere）」文化的憂慮——那種把人際關係換算成「投資報酬率」的思維，正在侵蝕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連結。而這種連結，恰恰是他能夠走出陰謀論世界的唯一原因。

在演算法驅動的資訊環境中，平台的設計邏輯往往獎勵最激烈的情緒反應，而非最準確的資訊。Jones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套邏輯的早期產物。「他知道的只有一件事：越激烈，越能吸引特定群體的注意。」Owens說。

值得注意的是，Owens離開後曾希望其他前員工也能公開發聲，形成「滾雪球效應」。但那沒有發生。許多人的回應是：「生活已經夠難了，不想再惹麻煩。」這說明，即使離開了那個世界，沉默的代價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