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萬富翁的承諾正在崩解？「捐贈誓言」的衰退與財富集中的時代

當全球億萬富翁的財富在五年內增長了81%，而世界上每四個人就有一個無法規律進食——那些承諾「捐出一半財富」的人，究竟兌現了多少？

一個承諾的數字軌跡

2010年，沃倫·巴菲特與比爾·蓋茨共同發起「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邀請全球超級富豪公開承諾：在生前或身後，將至少50%的個人財富捐作公益。彼時，科技業正以史上最快的速度製造億萬富翁，這個倡議似乎恰逢其時。巴菲特當年說：「時間拉長來看，我們談的是數兆美元的規模。」

數兆確實到來了。但捐贈，卻沒有跟上。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捐贈誓言的新簽署數字呈現持續下滑的趨勢：最初5年有113個家庭簽署，接下來的5年是72個，再下一個5年剩43個，而2024年全年，僅有4人新加入。現有簽署者中包括山姆·奧特曼、馬克·祖克柏與普莉希拉·陳夫婦，以及伊隆·馬斯克——這些人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但誓言本身，正在失去吸引力。

彼得·蒂爾對《紐約時報》直言：這個俱樂部「已經耗盡了能量……感覺加入它對人們來說遠不如以前重要。」

誰在推動退出，理由是什麼

蒂爾從未簽署過捐贈誓言，他稱其為「與愛潑斯坦相鄰的、虛假的嬰兒潮世代俱樂部」。更值得關注的是，他透露自己私下勸說了約12位已簽署的億萬富翁撤回承諾，並向猶豫者鼓勵正式退出。他甚至勸說馬斯克退出，理由是「你的錢最終會流向蓋茨挑選的左翼非營利組織」。

2024年中，Coinbase執行長布萊恩·阿姆斯壯悄悄從誓言網站上刪除了自己的承諾書，未作任何公開說明。蒂爾隨即向他發送了一封祝賀信。

蒂爾的邏輯代表了矽谷一股日益壯大的思潮：建立公司、創造就業、推動創新，本身就是最真實的社會貢獻。要求富人再額外進行慈善捐贈，不過是「包裝成美德的勒索」。

這種觀點並非新鮮事。早在2016年，HBO影集《矽谷》就以犀利的諷刺揭示了這個行業的偽善——劇中人物口口聲聲「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實則追逐估值。編劇克萊·塔弗透露，部分大型科技公司的公關部門因此明令禁止員工使用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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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科技投資人羅傑·麥克納米說得更直接：「有些人真的是懷著讓世界變好的理想來到矽谷的。但我們沒有成功。自由主義者接管了一切，他們不在乎對錯，只在乎賺錢。」

今天，這些「自由主義者」已不僅僅活躍在矽谷。部分人已進入美國內閣。

慈善的「重新定義」與地面上的現實

並非所有富豪都在撤退，但「捐贈的方式」正在悄悄改變。

祖克柏夫婦的陳·祖克柏倡議（CZI）在2026年初裁員約70人（佔員工總數8%），將重心從教育與社會正義轉向生物醫學研究網絡「Biohub」。祖克柏強調，這是策略調整而非退出——夫婦倆仍承諾透過誓言捐出畢生財富的99%。

蓋茨則走向另一個方向。他去年宣布將透過蓋茨基金會在20年內捐出幾乎所有剩餘財富，規模逾2000億美元，基金會將於2045年12月31日永久關閉。他引用卡內基的名言——「帶著財富死去的人，死得可恥」——宣示自己不願富有地離世。

然而在地面上，另一幅圖景正在展開。GoFundMe報告顯示，為房租、食物、住房、水電費等基本生活需求發起的群眾募資活動，去年增長了17%。當美國聯邦政府的食物援助計畫暫停發放時，相關募資活動在短時間內暴增6倍。

歷史曾有過答案——但那個答案令人不安

這種程度的財富集中，歷史上並非首次出現。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鍍金時代」，財富同樣高度集中。那一次的修正，不是由慈善家帶來的，而是靠反壟斷法、聯邦所得稅、遺產稅和羅斯福新政——是政治力量迫使制度改變。

那些推動改革的機構——運作正常的國會、自由的新聞媒體、有實權的監管機構——在今天看起來如何，已無需多言。

根據樂施會（Oxfam）2026年全球不平等報告，僅2025年一年，全球億萬富翁新增的財富，就足以給地球上每個人發250美元，之後億萬富翁手中仍剩逾5000億美元。

對華人世界的意義

這場關於財富與責任的辯論，對華人世界並非遙遠的他事。台灣、香港及東南亞的科技富豪與企業家，長期在儒家「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文化脈絡與西方慈善模式之間尋找平衡。中國大陸則在2021年以「共同富裕」政策，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即國家主導的財富重分配——回應了類似的不平等問題。

兩種路徑都在尋找同一個問題的答案：當財富以驚人速度集中時，社會應該如何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