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網紅「自信地說錯」，民主還剩什麼？

一個人可以對著數百萬觀眾，自信地把歷史說錯，而沒有人打斷他——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事。

上週，美國知名政治播客Pod Save America邀請了左派網路直播主哈桑·皮克爾（Hasan Piker）進行長達一小時的訪談。這位擁有龐大追隨者的社會主義網紅，因為拒絕譴責哈馬斯、甚至表示「每次都會投票給哈馬斯而非以色列」，在美國政壇左右兩翼都引發強烈爭議。

然而，這場訪談中一個鮮少被討論的片段，或許比那些爭議言論更值得深思。

愛因斯坦被「借用」了

皮克爾在闡述自己反對錫安主義的立場時，搬出了一位意想不到的「盟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告訴主持人喬恩·法夫羅（Jon Favreau）：「我對錫安主義意識形態的評價，和愛因斯坦的評價沒有太大不同。」他聲稱愛因斯坦目睹了「以色列建國前、IDF成立前，早期錫安主義武裝的暴行」，並「警告說他所看到的，正是納粹在做的事」。

主持人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大多數聽眾可能也沒有在意。但實際的歷史記錄，與皮克爾的描述幾乎完全相反。

愛因斯坦在數十年間積極支持錫安主義運動。1921年，他與世界錫安主義組織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一同在美國各地為希伯來大學募款；1923年在耶路撒冷校區發表演講；1947年在寫給印度總理尼赫魯的信中明確表示：「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我就把錫安主義的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

以色列建國後，愛因斯坦於1951年在普林斯頓家中接待了建國總理大衛·本-古里安。1952年，第一任總統魏茨曼去世後，本-古里安邀請愛因斯坦接任，愛因斯坦雖以年邁婉拒，卻在回信中稱以色列為「我們的國家」，並表示「深受感動」。他去世前幾天，還在準備一篇慶祝以色列建國七週年的演講稿，最終未能親自宣讀。他將珍貴論文及姓名肖像權全數遺贈給希伯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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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並非毫無保留地支持以色列——他批評以色列右翼，建國前主張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共建雙民族國家，並始終強調對巴勒斯坦居民的公正對待。用今天的語言，他更接近「自由派錫安主義者」，而非皮克爾所描繪的反錫安主義者。諷刺的是，皮克爾曾把「自由派錫安主義者」稱為「自由派納粹」。

這不只是歷史錯誤，而是結構性問題

皮克爾的失誤，折射出新媒體時代一個更深層的困境：流量的邏輯獎勵的是「說得有力」，而非「說得正確」。

當前美國的內容生態，充斥著各種政治立場的播客主和直播主，他們對一切發表意見，卻對任何事都缺乏深度專業知識。他們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引發情緒反應和病毒式傳播之上，而非資訊的準確性。結果是，聽眾離開時往往比來時更「確信」，卻同時更加偏離事實。

更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皮克爾的公共辯論幾乎被以色列議題所壟斷，使他更根本的世界觀得以逃脫審視。他近期在採訪中表示，「中國大概是最接近（理想社會主義）的國家」，並稱毛澤東是「這個世界的偉大領袖之一」；在耶魯大學的辯論中，他宣稱「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災難之一」，對數千萬蘇聯體制受害者隻字未提。

對於關注兩岸關係的華語讀者而言，皮克爾的另一些言論或許更為刺眼：他曾將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比作美國南北戰爭中北方對南方的「文明化」，並將台灣比作邦聯。他起初稱新疆設施為「集中營」，隨後改口為「再教育營」，並聲稱「現在都已關閉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問題不是「要不要對話」，而是「如何對話」

有影響力的媒體人不應被迴避——在民主社會中，與各種聲音對話是必要的。但這場對話需要準備，而非放任。

CNN記者艾爾·里夫（Elle Reeve）曾在採訪中直接挑戰右派播客主坎達絲·歐文斯（Candace Owens）的陰謀論，這提供了一個可參考的範式：事前深入研究受訪者的過去言論，在訪談中以具體事實提出質疑。邀請領域專家同場也是可行的做法——就像皮克爾關於「古巴研發出阿茲海默症療法卻遭打壓」的說法，醫學研究者顯然會有話說。

對於華語世界的讀者，這個議題有其特殊的共鳴。當一位西方網紅以「進步」的姿態為威權體制辯護，並在國際平台上獲得廣泛傳播，這不僅是美國的媒體素養問題，也是資訊戰場上值得持續關注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