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個空缺大使館：美國外交的結構性崩解

一個同時與伊朗交戰、與中俄進行冷戰、並對幾乎所有主要盟友發動貿易戰的國家，卻有超過100個大使職位懸空。

這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種選擇。

根據華爾街日報上週的報導，川普政府目前留下的大使空缺數量，是其第一任期同期（45個）的兩倍以上，也是美國現代外交史上的最高紀錄。代表外交官群體的美國外交服務協會指出，川普「提名速度緩慢，而被提名者又常常卡在日益遲滯的參議院確認程序中」。

「高效模式」的真相

川普政府並不承認這是問題。官員向媒體解釋，這是一種「更高效的模式」：讓少數受信任的特使跨區域管理多個國家的關係，例如讓土耳其大使湯姆·巴拉克兼任敘利亞特使，或依賴史蒂夫·威特科夫、賈里德·庫什納等總統親信充當個人外交使節。

然而數字說明了一切。印度大使塞爾吉奧·戈爾在負責與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關係之餘，還要管轄中亞地區五個截然不同的國家、約8500萬人口——而其中四個國家至今沒有確認的駐美大使。在俄烏停戰談判持續進行之際，美國在莫斯科和基輔都沒有正式大使。這不是效率，是系統性的缺位。

路透社本週報導，各國政府已開始繞過大使館，直接「將外交重心重新接線到少數能直達總統的人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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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寧缺勿濫：三重邏輯

理解這一現象，需要同時看三個層次的邏輯。

第一層是政治信任的邏輯。川普在第一任期因烏克蘭事件遭到彈劾，導火索正是政府內部的外交官吹哨人。此後他似乎得出結論：職業外交官是潛在的政治對手。電影《四海好傢伙》中有個角色描述黑幫老大「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群體會議，不想讓任何人聽到他說什麼」——這個比喻被分析人士用來形容川普的外交哲學：只有他信任的人才能代表他與外界溝通。

第二層是酬庸的邏輯。卡麗·萊克（被任命為牙買加大使）、金伯利·吉爾福伊爾（希臘大使）等人的任命，其共同點是對MAGA運動的高度忠誠，而非外交專業背景。問題在於，這類任命在參議院往往面臨更激烈的審查，進一步拖延確認時程，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層是反建制的邏輯。川普政府對專家體系的不信任並非僅限於外交領域。從科學機構到司法部門，這屆政府系統性地削弱了技術官僚的影響力。大使空缺，不過是這場更大規模「去專業化」運動在外交領域的體現。

對華人世界的具體影響

對台灣而言，這一局面尤為值得關注。在兩岸關係高度敏感的背景下，美國外交的「個人化」意味著政策訊號的可預測性下降。當沒有正式大使傳遞清晰立場時，各方對美國意圖的解讀空間將大幅擴大，這本身就是一種不穩定因素。

對中國大陸而言，局面則更為複雜。一方面，美國外交機構的弱化客觀上降低了對中政策的連貫性與執行力；另一方面，川普的「親信外交」模式意味著真正的決策高度集中，繞過正規渠道反而可能更難預判美方立場。北京長期以來擅長與美國官僚體系打交道，但面對一個刻意去制度化的政府，這套經驗未必適用。

對東南亞及更廣泛的亞太地區而言，美國大使館功能的弱化創造了影響力真空。這個真空由誰填補，是各方都在觀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