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的幽靈，正在中東重現

川普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與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驚人相似。日本學者服部龍二的研究揭示：同盟國如何在危機中尋找槓桿，日本的荷姆茲海峽抉擇，對亞太格局意味著什麼？

2003年，美軍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最終什麼都沒找到。2026年，華盛頓再度以「恐怖主義威脅」為名對中東動武，歐洲盟友再度公開表達不滿。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有時候，它的腳步聲聽起來驚人地相似。

這不只是修辭上的類比。中央大學政治學教授服部龍二在其新著《恐怖主義之後》中，系統梳理了「反恐戰爭」時期的日美關係，並從中提煉出一個對當下極具參考價值的問題：當最強大的盟友走上一條充滿爭議的道路，中等強國該如何在忠誠與自身利益之間找到平衡？

對於正在觀察這場局勢的亞洲各方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深刻影響印太地區的戰略格局。

兩個總統，一個劇本

小布希以「謙遜外交」競選，卻在9·11後轉型為強硬的單邊主義者，最終以「消滅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北約盟友之間出現嚴重裂痕。川普同樣以單邊主義姿態對伊朗動武，同樣引發歐洲的外交反彈。

服部龍二的研究提醒我們：在這兩個歷史節點上，最值得關注的，不只是美國的行動，而是盟友如何回應。2001年至2003年間，歐洲選擇抵制，日本選擇支持——兩種策略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後果。

日本在阿富汗承擔人道主義任務，在印度洋為美國艦艇提供後勤補給。這背後有一段苦澀的歷史記憶：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日本雖提供了130億美元的財政支援，卻因行動遲緩、缺乏實質存在而遭到國際社會批評為「too little, too late」。這次，東京不想重蹈覆轍。

然而，日本的支持並非無條件的。服部龍二在書中揭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外交博弈：當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意圖逐漸明朗，東京悄悄嘗試將「支持伊拉克行動」與「美國持續關注北韓問題」掛鉤。2002年12月，這兩個地理上毫不相關的議題，在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SCC）的會議中被正式連結，並寫入聯合聲明。

廣告合作

這是一次精心設計的外交槓桿操作。北韓的飛彈與核武威脅是日本的切身安全危機，而綁架問題更在日本國內政治中具有極高的情感重量。東京試圖以忠誠換取華盛頓對東北亞問題的持續承諾。

但服部龍二也指出了這種策略的結構性風險，他稱之為「全球同盟安全困境」：當同盟的範疇超越最初設定的地理與功能邊界，成員國便會被迫承擔原本未曾預料的責任與風險。那次SCC會議，事實上讓日本陷入了一個「無法拒絕」支持美國在伊拉克動武的困境——儘管日美同盟最初的設計，主要是針對東亞地區。

結果如何？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北韓的核能力在此後二十年間持續擴張，綁架問題至今懸而未決。日本用忠誠換來的「交換條件」，在客觀上並未實現。

儘管如此，那份在小泉純一郎卸任前最後一次訪美後發表的聯合文件，將日美同盟定位為「史上最成功的雙邊關係之一」。忠誠的代價高昂，但日本贏得了美國的信任，並藉此將自身的國際角色從地區性大國拓展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行為者。

今天，日本面臨的問題是：是否派遣海上自衛隊赴荷姆茲海峽，確保這條全球能源大動脈的航行安全。這條海峽承載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貿易，對日本、韓國、台灣乃至中國大陸的能源供應都至關重要。

從亞洲整體視角來看，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遠超日美雙邊關係的框架。荷姆茲海峽一旦陷入動盪，受衝擊最深的恰恰是亞洲各個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進口的經濟體。然而，在美伊衝突中選邊站隊，對任何一個亞洲國家而言都是政治上的高難度動作——尤其是在中美競爭持續加劇的背景下。

服部龍二的研究表明，日本並非沒有籌碼。作為印太地區的關鍵地緣政治行為者，日本可以在軍事參與之外，尋求非軍事選項的組合：外交斡旋、能源安全投資、人道主義支援。問題在於，「忠誠的盟友」與「有自主判斷的夥伴」之間的分寸，日本能否拿捏得當。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國內民調顯示，一般民眾與政策制定者對同盟擴張的態度存在明顯分歧。這種裂痕，在任何民主社會中都是外交決策的真實約束。

對於台灣、韓國及東南亞各國而言，日本的抉擇具有示範效應：在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中，中等強國究竟有多少自主空間？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塑造未來印太秩序的底層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