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工作」正在燃盡我們：倦怠不是你的錯

你上一次真正「休息」之後感到恢復精力，是什麼時候？如果你想不起來，這篇文章或許和你有關。

一個教授的崩潰，揭開了什麼

Jonathan Malesic 曾擁有許多人羨慕的生活：在賓州一所天主教大學任教，發表論文，朝著終身職位穩步前進。按照所有外在標準，他是成功的。

直到某一天，他開始對上班感到恐懼。慢性疲勞、對工作的厭倦、看著同事一個個被裁員——他形容自己「感覺毫無用處」，甚至認不出鏡中的自己。

離開學術界後，他開始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答案是「倦怠（burnout）」。他找到了心理學教授 Christina Maslach 的研究——她開發的「馬斯勒倦怠量表（MBI）」至今仍是全球評估職業倦怠的標準工具。

根據Maslach的定義，倦怠有三個維度：第一是慢性耗竭，這種疲憊不會因為休息而消失；第二是冷漠化，開始把周遭的人視為工具而非完整的人，以憤怒、抱怨、疏離的形式顯現；第三是無效能感，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或成效。

Malesic 接受MBI測試後，發現自己在「耗竭」這一項達到第98百分位。「在美國社會，我們對工作賦予極高的價值，」他說，「我們把太多的身份認同和自我價值押注在工作上。」他後來將這段經歷寫成書：《倦怠的終結》（The End of Burnout）。

每個世代，燃盡的方式不一樣

Danielle Roberts 在疫情期間遭到裁員，此後轉型為「反職涯教練」，專門幫助人們重新思考工作與生活的關係。她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察：倦怠不是新現象，但它的形態隨著世代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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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 的父親做了40年的磁磚工，退休時換來的是一副傷痕累累的身體和一枚「感謝服務」的別針。對上一代體力勞動者而言，倦怠往往以身體損耗的形式呈現。X世代 的倦怠更多是精神層面的。而到了 千禧世代 和 Z世代，倦怠變得「情感性、存在性」——因為這兩個世代從小被灌輸「工作等於自我價值」的信念，一旦工作崩潰，整個自我認同也跟著動搖。

這個觀察在華人社會同樣有強烈的共鳴。「努力工作才有出路」的價值觀深植於許多亞洲家庭的文化基因中。台灣、香港、新加坡的職場文化長期以高工時為常態；中國大陸的「996」文化（早9點到晚9點、每週6天）曾被部分企業視為理所當然，直到近年才因社會壓力與法律爭議而受到挑戰。

然而Z世代的反應正在改變這個敘事。Roberts 說：「我們常聽說他們懶惰、自我中心，但想想他們成長時看到了什麼——父母忠心耿耿卻被裁員，千禧世代背負龐大學貸卻仍要身兼數職。他們看著這一切，然後說：『不了，謝謝。』」

在中文網路上廣泛流傳的「躺平」與「擺爛」，或許正是這種集體情緒的在地表達——不是真正的放棄，而是對一個不公平系統的消極抵抗。

在無法辭職的現實裡，你還有哪些選擇

Roberts 提供了幾個具體的自我保護策略，但她同時強調：這些都只是治標，不能取代系統性的改變。

在求職階段，她建議留意語言細節。「如果一家公司把自己描述成『大家庭』，請快跑，」她直接說，「家庭往往意味著功能失調，你付出很多，但不一定得到相應的回報。」

入職後，可以主動與主管分享「工作風格表」：當我感到壓力時，我最需要同事做的是什麼？我接受回饋的最佳方式是什麼？這類溝通能幫助建立合理的期望與界線。

對於無法立即換工作的人，Roberts 推薦「能量管理審計」：連續一週記錄從起床到入睡的能量狀態，找出什麼時段最有活力、什麼事情最消耗精力，再據此微調日程安排。即使是在一個特別耗神的會議前後，給自己五分鐘做跳跳跳或深呼吸，也是在系統性壓力下保護自己的方式。

但她最核心的提醒是這個：不要試圖靠個人努力解決一個系統性問題。 「我們無法靠自我幫助從壓迫性的系統中解脫出來，」她說。有時候，讓幾個盤子掉下來摔破，才能讓組織看見問題的存在——因為只要你一直撐著，他們就會認為你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