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次只做一件事」變成了奢侈品

一個人頭上縫了針，卻過了人生中最清醒的三天。

美國科普作家大衛·愛普斯坦（David Epstein）最近在文章中分享了一段意外的體驗：頭部受傷縫合後，醫生要求他幾天內放慢動作。他原本預期會感到煩躁，結果卻出奇地平靜。他開始記錄自己的狀態，最終得出結論：「不是我在做什麼，而是我沒有在做什麼。」

無論是閱讀、用電腦，還是刷牙，他都只做那一件事。他把這種狀態稱為「單工作業（monotasking）」。頭部的縫線讓他無法快速轉動脖子，這個物理限制反而強制他專注。「每當我試圖同時做幾件事，縫線附近就會感到疼痛。就像皮膚裡被植入了一個多工偵測器。」他寫道。

這個故事看似輕巧，卻觸及了一個正在困擾全球各地職場、校園與家庭的深層問題。

專注力，正在成為稀缺資源

愛普斯坦的個人故事之所以引發廣泛共鳴，是因為它精準地描述了一種集體困境。美國記者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去年指出：「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面向，都正在被重新組織成爭奪注意力的結構。」社群媒體演算法、推播通知、自動播放的短影片——這些都是以「注意力」為商品的商業模式產物。

數據更為直白。2023年的研究顯示，僅僅是把手機放在桌上（即使不使用），就會降低人的認知能力。《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的報導則揭示了更令人不安的現象：美國頂尖大學出現了越來越多「無法讀完一本書」的學生——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他們在高中時就從未建立過長時間閱讀的習慣。電影學院的學生無法坐完一部完整的電影，也開始被記錄在案。

這不只是美國的問題。

華人世界的「內卷」與專注力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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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關於專注力的討論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語境。

中國大陸的「內卷」文化長期以多工、高強度、長時間工作為能力的象徵。996工作制（早九晚九、每週六天）雖然在法律層面受到限制，但其背後的文化邏輯——「越忙越有價值」——仍然根深柢固。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次只做一件事」很容易被解讀為效率低落，甚至是懈怠的表現。

然而，弔詭的是，正是在這種高壓環境下，「焦慮型多工」帶來的認知損耗已經開始引發反思。中國的「躺平」運動、台灣年輕世代對「慢活」的嚮往，某種程度上都是對過度多工文化的反動。字節跳動、騰訊等科技公司近年也開始引入正念冥想課程，儘管批評者認為這不過是讓員工「充好電再繼續燃燒」。

台灣與香港的情況略有不同。兩地的工作文化雖然同樣競爭激烈，但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討論已相對成熟，教育系統也更早開始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與專注力問題。

「限制」反而創造空間

愛普斯坦提出的核心論點，值得在華人工作文化的語境中仔細咀嚼：創造性工作需要限制，正是在限制之中，才能找到自由思考與探索的空間。

這與我們慣常的邏輯恰好相反。我們習慣把「能同時處理多件事」視為能力的證明。但認知科學的研究早已指出，人腦並不真正具備同時處理多個複雜任務的能力——所謂的多工，其實是快速切換注意力，而每一次切換都有認知成本。

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當下，這個問題有了新的維度。當AI能夠高速處理大量資訊、同時執行多個任務時，人類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裡？許多研究者認為，答案正是「深度」：深度閱讀、深度思考、深度創造——而這些，恰恰需要專注，而非多工。

這對教育的啟示尤為深遠。如果下一代從小就習慣在碎片化的資訊環境中成長，無法培養長時間專注的能力，那麼他們在AI時代的競爭力，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