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私人金庫」戰略：用關稅勒索盟友的新治理模式

川普總統利用關稅威脅向盟國索取巨額投資承諾，試圖建立由其個人掌控的資金池。這種做法如何重塑國際關係？

當川普總統宣布美國將控制委內瑞拉石油收入時，他用了一個關鍵詞：「我」。「這些石油將以市場價格出售，資金將由我——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控制，確保用於造福委內瑞拉和美國人民！」

這不是第一次。更早些時候，他宣布與盟友日本和韓國達成「協議」，這些國家獲得關稅減免，作為交換，承諾對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而這些投資據稱將由川普本人監督。

在瑞士達沃斯，川普推出了名為「和平委員會」的新國際倡議。根據據稱的章程草案，各國任期有限，除非支付10億美元資助該委員會。而主席（川普）將對其運作擁有實質控制權。

這些事件都指向川普第二任期的一個核心特徵：無止境地尋求建立他可以個人控制的資金池。

「協議」背後的勒索機制

川普政府的做法並非傳統的貿易談判，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勒索：先單方面對盟國徵收關稅，然後以減免關稅為餌，要求對方承諾巨額投資。

以日本為例。川普聲稱從日本獲得了5500億美元的「簽約獎金」，並宣稱「這是我們的錢，我們可以隨意投資的錢」。但實際上，日本的投資是通過日本公共金融機構和投資委員會來結構化的，並非川普可以隨意支配的現金。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協議」的不穩定性。川普政府7月與歐洲達成貿易協議，但休戰並未持續。在格陵蘭問題上施壓升級後，他重新對幾個歐洲國家發出關稅威脅。

這種模式的核心問題在於：它將國際關係變成了一場永無止境的敲詐遊戲。

這種做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川普政府最初計劃建立美國主權財富基金（SWF）的構想。這個想法是聯邦政府應該組建「戰略」資產組合，由總統主導資本流向的決策。

但白宮很快意識到，正式的SWF需要立法，這意味著治理規則、法定限制和國會監督。這會讓基金運作更慢、更受限制，也更難讓川普控制。於是，正式SWF計劃被擱置。

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8月確認了這一轉向，他在談到對盟國的敲詐時表示：「其他國家實質上為我們提供了主權財富基金。」「實質上」這個措辭很關鍵，因為並沒有真正的基金存在；只是行政部門試圖利用關稅和交易來為川普選定的項目提供資金。

川普政府還通過各種方式獲取企業股權。6月，白宮向日本的新日鐵施壓，要求其在收購美國鋼鐵時給予總統「黃金股」——一種帶有實質業務決策控制權的非貨幣股份。

8月，在川普公開羞辱英特爾CEO譚立人後，政府獲得了這家陷入困境的半導體公司10%的股權。這種安排並非以往政府股權收購中的臨時緊急工具，而是被描述為無限期的戰略持股。

截至目前，川普政府已獲得12家私人公司的股權，包括幾家礦物生產商和一家能源公司。政府已明確表示有意考慮收購更多公司和行業的股權。

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利益衝突：政府同時成為客戶、監管者和部分所有者。當華盛頓擁有公司股份時，它對公司成功有既得利益，政治上也有確保其不失敗的動機。

12月，川普政府表示將允許輝達和AMD向中國出口特定晶片，但要抽取25%的銷售分成。由於憲法禁止出口稅，川普最終對某些先進晶片徵收25%的針對性關稅，使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的國家安全命令。

全球技術專家保羅·特里奧洛解釋說：「這種關稅和半導體政策方法史無前例。這是專門為輝達和AMD設計的政策，讓它們能向中國出口先進GPU，同時讓美國政府以不違反現行法律的方式附加『晶片稅』。」

憲法賦予國會財政權，規定「除非立法部門正式允許，否則不得從國庫提取資金」。這是對抗川普「可以基於總統裁量而非國會授權來籌集和部署資金」心態的核心防線。

聯邦預算法強化了這一原則。《反超支法》禁止機構在國會撥款之前或超出撥款範圍承擔或支出聯邦資金。《雜項收入法》通常要求政府收到的資金存入國庫作為雜項收入，除非特別授權存入其他地方。

川普關稅收入流入國庫，將其轉為支出需要國會行動。但這並未阻止總統狂妄地聲稱可以用關稅收入支付從「夢幻軍隊」到替代聯邦所得稅，再到2000美元刺激支票的一切費用。

委內瑞拉石油收益案例展示了川普突然的公開宣言如何演變成複雜的方案。川普最初聲稱他將控制資金，宣稱「我不需要與任何人商量」就能控制石油收入。

在川普最初的聲明之後，白宮發布行政命令，援引緊急權力阻止法院將委內瑞拉石油收入導向該國債權人。它創建了「外國政府存款基金」，即存放在指定國庫帳戶中的收益。

該命令說資金仍是委內瑞拉的主權財產，但財政部只能在國務卿指示下釋放資金。政府說「這不是我們的錢」，但卻控制著資金龍頭。

川普的「私人金庫」戰略對華人世界具有深刻意義。無論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還是東南亞華人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都可能面臨類似的「選邊站」壓力。

這種做法實質上是將經濟關係政治化，用市場准入作為政治籌碼。對於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華人經濟體而言，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保持經濟自主性，成為關鍵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