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行動自由」成為控制武器：加薩封鎖的真相

以色列對加薩的封鎖從臨時安全措施演變為永久控制系統。超過1600名巴勒斯坦人在等待醫療撤離期間死亡，揭示了移動限制如何成為集體懲罰工具。

1600多人——這是在等待醫療撤離期間在加薩死亡的巴勒斯坦人數量。

根據國際人道法，行動自由是基本權利，與生命權、食物權和教育權密不可分。然而在加薩，行動自由已成為控制和集體懲罰的工具，透過複雜的道路封閉、許可制度和監管陸地過境點系統來實施。

從臨時措施到永久控制

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對加薩發動攻擊以來，這套系統透過對門戶的控制變得完全根深蒂固：誰被允許進出、何時、多少人數，以及什麼貨物可以進入或被禁止。

隨著時間推移，封鎖不再是臨時的「安全措施」，而是成為重新定義巴勒斯坦人生存本身的日常現實。需要國外醫療的患者、等待學習機會的學生、跨境分離的家庭，或者撤離名單上的戰爭傷患——最終都面臨同一個障礙：以色列控制的陸地過境點。

這個系統的核心是與埃及的拉法邊境過境點，長期被視為加薩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然而實際上，拉法也成為了同一控制體制的一部分。2024年5月7日，以色列宣布已「作戰控制」過境點的巴勒斯坦一側，有效切斷了人道主義援助和醫療撤離的重要生命線。

將移動作為控制機制的做法在醫療撤離檔案中最為明顯。

拉法關閉後，病患和傷者的撤離需要通過極其複雜的程序：從患者名單和轉介開始，接著轉移到加薩內的集合點，然後運送到卡雷姆阿布薩勒姆過境點，在那裡需要額外的以色列安全許可。

官方數字揭示了需求與現實之間的嚴重落差：

相比之下，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報告稱，加薩仍有18500多名患者迫切需要在加薩境外接受拯救生命的醫療。

歐洲-地中海人權監察倡導主任馬哈·胡賽尼表示，戰爭期間展開的不僅僅是對旅行自由的臨時限制，而是「以色列使用對加薩進出控制作為圍困、集體懲罰和對平民人口強制管理的核心工具的系統性政策」。

胡賽尼告訴半島電視台，根據國際法，作為占領國的以色列有義務允許行動自由，以保證「獲得食物、人道主義援助、醫療保健、教育和家庭團聚」。然而，她說，以色列在戰爭期間的做法反映了「對這些義務的系統性違反」。

「數千名受傷和患病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兒童和癌症患者，被拒絕前往加薩以外地區接受醫療的能力，或被迫在複雜和不透明的程序下等待數週或數月。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健康狀況惡化或在獲得離開許可之前死亡，」她說。

「這種做法不能以安全理由為藉口，構成對生命權的直接違反，相當於殘忍和不人道的待遇。」

以色列對加薩行動自由的限制並非始於當前戰爭。自2007年以來，這些限制已從所謂的臨時安全措施演變為構建240萬人生活的永久政策。

2007年哈馬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後，以色列實施了全面的陸海空封鎖。國際紅十字委員會一直表示，對加薩的全面封鎖針對整個平民人口，侵犯基本權利，構成國際人道法禁止的集體懲罰形式。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記錄了封鎖如何癱瘓加薩經濟、侵蝕其生產基礎並導致前所未有的貧困和失業水平。